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内陆续出土了一批东周时期载有射礼场景的画像铜器及残片。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洛阳市文物交流中心也收藏有相关的铜器及残片。这为解读当时的射礼场景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仪礼》对大射、燕射和乡射的仪式、流程及相关人员的组成与职责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本文据此对画像铜器上的射礼场景予以区分，并对由铜器造型、尺寸、二维表面以及透视构图法的不成熟造成的现实、视觉与画像之间的转化进行讨论。

　　一、射礼画像的界定

　　1951年发掘的河南辉县赵固区M1出土了一件刻纹铜鉴，发掘者将其命名为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对于铜鉴内壁应属射礼场景的画像，发掘者未作详细说明。该画像最早的释读见于郭宝钧先生《中国青铜时代》一书：“墙外松鹤满园，三人弯弓而射，迎面张罗网以受逃。” 而在此前两年，马承源先生将上海博物馆藏燕乐画像椭杯内壁的射礼画像释读为射箭游乐场面，同样未认识到射礼场景。同是对馆藏刻纹铜器的介绍，梓溪先生注意到射箭之人，但也未认识到射礼场景。1956年清理但到1976年才发表报告的百花潭中学M10出土有一件铜壶，其上射礼画像被认为是习射图，且对画中人物的解读也与文献不符。杜恒先生认为其应为竞射图，并赋予画中多数人物合理的解说。

　　直到1980年，王恩田先生结合文献对赵固刻纹铜鉴上的射礼画像进行解读，指出这是一副完整的射礼图。至此，这类射礼画像才有了准确的定名和描述。但由于当时纸质书籍的流通速度较慢，在1981年发表的《山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一文中，镶嵌射宴铜壶颈部的画像并未被释读为射礼场景，而被认为是习射图。即便到了1987年，两篇报告也未将镇江王家山墓刻纹铜鉴、平山三汲刻纹铜鉴内壁的画像视为射礼场景。十年后的1997年，发掘者对定襄中霍村M1刻纹铜鉴内壁画像的释读仍未触及射礼场景。直到又一个十年后的2007年，我们才在一件征集的刻纹铜匜画像的描述中重新看到“射礼图”字眼。再到2010年，袁俊杰博士从文献出发，对两周射礼做了系统的研究。值得一提，刘敦愿先生在1990年就对射礼画像做出了解构性分析，认为：“赵固区刻纹铜鉴上射礼与松鹤满园画像是各自独立的两组画像，画工为了画面的紧凑，而把两者重合在一起，因而产生了射猎的误解。”

　　至于文献记载，《仪礼》对大射和乡射礼流程有着细致的描述，同时《燕礼》有着“若射，则大射正为司射，如乡射之礼”之语，故射之四礼中的大射、燕射和乡射礼的流程是明晰的。依此观之，大射、燕射和乡射礼均可划分为大致相同的七个程序：1、射前准备；2、射前燕饮；3、第一番射；4、第二番射；5、第三番射；6、射后燕饮；7、众人退场。其中射前燕饮、三番射和射后燕饮是射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三番射则是射礼的核心，它包括不释获的三耦之射，释获的三耦及主宾之射、释获的三耦及主宾射之以乐。此外，释获之射结束后都有“饮不胜者”的罚酒活动。

　　上述发现与研究为正确解读东周画像铜器射礼场景提供了基础、思路及视角，《仪礼》对射礼流程的记载则为分析射礼画像提供了很好的依据。而这些，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东周画像铜器上的射礼画像。

　　二、射礼画像的发现与场景表现

　　如上所言，早期的一些发掘报告对射礼画像的描述是比较直白的，并未认识到画像的场景表现及画中人与物的身份关系。因此，本文参照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还原了画中人与物的身份及相互关系，而非照搬原报告的文字。东周画像铜器的画像制作方法主要有线刻法和嵌错法两种，以线刻铜器为主。按照相关材料发表年代的早晚介绍如下。

　　1.赵固燕乐射猎刻纹铜鉴。内壁第一层可见一横张的射侯，侯两旁各有相间的松鹤五。射侯对面有射者二人，上射居左，腰插三矢，正引弓待发，下射居右，也腰插三矢，正搭箭试弓。二射者之后为待射者，画中可见二人，空白处应残缺了二人，为待射的次耦和下耦射者。上射左前方有手执四算的释获者，射侯旁有跽坐执旌的获者及其躲避飞矢的乏，旌有三旒。此外，有小幅的“饮不胜者”罚酒场面画像（图一）。

　　2.上海博物馆藏燕乐画像刻纹椭杯。内壁左端刻一高台，上有一射庐，楹柱外有射者二人，现仅存下射的下半身。射者正前方横张一双重束腰的射侯，质上已中二矢，侯旁有二人，一人站立，头部残缺，可能为获者，另一人只可见衣服的下摆，推测为跽坐的释获者。射庐下有站立者二人，当为待射的次耦射者，正在调试弓弦（图二）。

　　3.故宫博物院藏燕乐渔猎攻战嵌错铜壶。器表颈部画像上部有一射庐，楹柱内有射者二人，上射居左，正引弓待发，下射居右，左手执弓，右手抽矢，再右有司马一人，手执弓箫。楹柱外有一跽坐之人，手持算，当为释获者。射者前方有一竖张的亚字形射侯，上已中三矢。射庐下有站立者四人，为待射的次耦和下耦射者（图三）。

　　4.故宫藏燕乐射猎刻纹铜鉴残片。画中有一双层楼阁，二楼楹柱外有射者二人，上射居左，正引弓待发，下射居右，持弓待射。射者正前方置一圆形射侯，侯下方固定在两个矮柱之上（图四）。

　　5.成都百花潭水陆攻战嵌错铜壶。器表颈部和肩部各有一射礼画像，颈部画像上部有一射庐，楹柱内有射者二人，上射居左，正引弓待发，下射居右，左手持弓，右手抽矢，再右有司马一人，双手执弓箫。楹外有一跽坐之人，手持算，当为释获者。射者前方并无射侯，仅有一双手执旌之人，当为获者。画像下部有站立者五人，最左之人正扭头回顾，应为司马之佐司射，其余四人为待射的次耦和下耦射者。虽然杜恒先生在其文中提及“两箭已经射中（侯）”，但观看四川省博物院在展的此铜壶，画中确实无射侯。

　　肩部画像上部有一射庐，楹柱外有射者二人，上射居左，正引弓待发，下射居右，左手持弓，右手抽矢，楹柱内有射者二人，当为待射者，另有司马一人，站立于旁。射者正前方张一束腰射侯，旁有双手执旌的获者一人。射侯下方有站立者四人，其中二人身旁各有一圆壶，壶内各放一勺，应为射礼的执事人员，另外二人当为待射者。此画像中，由于工匠的失误，导致一组待射者与射礼执事人员的位置被弄混。对比其它射礼画像，便会发现这一失误。另外，《乡射礼》和《大射仪》中均有“（上耦）与升射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的记载，这也说明三耦射者不可能同时出现于射庐（图五）。

　　6.凤翔高王寺嵌错射宴铜壶。器表颈部有倒刻的三组射礼画像，翻转后左侧一组射礼画像的上部有一射庐，楹柱内有射者二人，上射居左，正引弓待发，下射居右，左手持弓，右手抽矢，再右有司马一人，双手执弓箫。楹柱外有一跽坐之人，手持算，当为释获者。射者正前方张一亚字形射侯，质中有两矢，旁站立有一双手执旌之人，当为获者。画像下部有待射的射者六人。中间一组射礼画像与左侧一组略有差别，其中画像上部有亚字形射侯二，画像下部有站立者七人，除了待射的射者六人外，还有一司射。右侧一组射礼画像与左侧一组完全相同（图六）。

　　7.镇江谏壁王家山刻纹铜鉴。内壁刻双层画像，下层高台之上有一射庐，楹柱外有射者二人，上射居左，正引弓待发，脚前方有一标识射位的物，下射居右，正搭箭试弓。上射左前方也有一高台，上有一跽坐之人和树林及林间之鸟，跽坐之人可能是释获者，但手中未持算。射者正前方有一横张的束腰射侯，质中有数个圆形小点，当为箭贯穿后留下的痕迹，侯旁立一人，右手执盾，左手执并夹，当为取矢人，或称射鸟氏（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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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