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即今吐鲁番盆地，地处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凉州往来交通的关键位置，是佛教传播线道上的重要节点和西域与东亚佛教集中交会融合的重要地带。高昌佛教历经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唐西州时期和西州回鹘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前后延续一千余年，遗留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特征突出的石窟寺遗址。其中，5～7世纪前半叶的高昌石窟，形成了规制统一、前后相继、自成体系的“高昌样式”，不仅呈现出石窟营造样式的形成过程，而且反映出其联结、融会东方凉州系石窟和西域龟兹系石窟因素的关键作用。
一、高昌与高昌佛教
高昌东隔沙碛，北阻天山，南连塔克拉玛干沙漠，西为银山。西汉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西汉于车师前王国设戊己校尉，驻高昌壁，率数百士卒于此屯田积谷。自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皆于其地设高昌郡（公元327～442年），置太守以统之，高昌成为凉州政权治下的西部边郡。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攻陷北凉都城姑臧，北凉王室率众西渡流沙，于高昌建立大凉政权（公元443～460年）。其后，经历短暂的阚氏、张氏、马氏高昌国，后由麹嘉建立麹氏高昌国，前后十王，传国一百四十年，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0年）为唐太宗所灭，进入唐西州时期。吐鲁番盆地四面以山脉、沙碛与周边地区阻隔，形成了天然独立的地理单元。高昌地区在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长期有独立建制，由于与河西地区的紧密交往和地方割据政权更替引发的多次战乱，集聚了张氏、索氏、马氏、隗氏等大量汉魏以降来自敦煌、姑臧等地的世家大族和流亡黎庶，与凉州的交流极为频繁。
高昌佛教始于何时，文献无征。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的佛教业已发达，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一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体，王室崇信佛教，官寺、家寺林立，多汉僧，习汉言，僧众滋多，并具备系统严密的僧团管理体系。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车师前部国师鸠摩罗跋提于长安献胡本大品一部。北凉高昌僧遵善《十诵律》，诵《法华》、《胜鬘》、《金刚般若》。南齐献正于高昌郡获《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一卷。麹氏高昌国时期，达摩笈多客游诸寺，见此土僧众多习汉言。玄奘记其国僧徒数千，以汉僧王法师为僧统，又有彖法师，尝学长安，善知法相。二是作为凉州西陲一郡，高昌深受凉州佛教影响，北凉建都高昌后，凉州佛教传统被整体移徙高昌。高僧法进于凉州时即深为北凉王沮渠蒙逊、沮渠牧犍敬重，后随北凉王室西迁高昌，沮渠安周于都城高昌城内建“弥勒寺”，抄集《优婆塞戒》、《金光明经》、《大方等无想大云经》、《阿毘昙毘婆娑论》等凉州新译佛典。三是东西僧徒往来游方于高昌、龟兹、凉州、于阗间，多驻锡其地，求取资粮，高昌成为塔里木盆地南、北缘龟兹、于阗两大佛教中心与凉州佛教交会融合之地。北凉沮渠京声少时往来于阗、高昌、凉州间，习学禅法，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凉州沙门昙学、威德凡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遇于阗般遮于瑟之会，各书所闻，至高昌郡译出，携至凉州。智猛携胡本《大涅槃经》自天竺还，暂憩高昌，河西王沮渠蒙逊遣使高昌，取此胡本，命昙无谶于凉州译出。高昌沙门法盛，年十九，遇智猛，备闻西土诸国灵迹，发愿弘志，偕师友二十九人赴印度，于北凉作《菩萨投身饿虎起塔因缘经》一卷。高昌国仙窟寺高僧法惠，初赴龟兹出家，修学禅律。后从高昌郎中寺冯尼之劝，再赴龟兹，随金华寺直月悟道，修习禅法。弘始二年（公元400年），法显诸僧西行游方，于焉耆接遇甚薄，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昙无竭招集同志沙门二十五人，取道高昌，远适西方。
二、高昌石窟遗迹的样式特征
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的石窟遗迹分为三期，第一期为5世纪左右，为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第二、三期为6～7世纪前半叶的麹氏高昌国时期。塔庙窟、佛殿窟、僧坊窟数量较多，洞窟特征鲜明，发展脉络清晰，是最能体现“高昌样式”石窟体系特征的洞窟类型。下面从石窟空间营造理念、造像特征和石窟营建技术三个方面分析高昌郡至高昌国时期三类洞窟的样式特征。
（一）石窟空间营造理念
1.塔庙窟 贯穿于高昌石窟第一至三期，各期石窟空间营造理念呈现出明显差异。第一期包括吐峪沟东区第18窟（吐编第36窟）（图一）；第二期包括吐峪沟西区第33窟（吐编第12窟）、第22窟；第三期包括吐峪沟东区第27窟（吐编第38窟）、西区吐编第2窟，柏孜克里克第9、18、45窟，胜金口第6窟，七康湖第4窟，忙得古力第3窟。
第一期塔庙窟体现出凉州塔庙窟与龟兹中心柱窟两种石窟空间规划设计思想的融会统一。洞窟前室之后的后半部分，以仿汉式三级佛塔为中心建筑，区隔出塔柱前方的主室和左、右、后三侧甬道。从整座洞窟的造像布局看，塔柱正面“凹”字形大龛内高约4米的木骨泥胎立佛，与左、右、后三侧甬道内、外壁对称分布的六铺说法图中的六身立佛共同形成七佛组合，且甬道六身立佛大小等身，皆以壁画形式表现，体量远小于塔柱正面泥塑而成的高大立佛。因此，从造像配设位置、造像制作方式和造像体量高度分析，塔柱正面立佛无疑为该窟主像。于中心柱前配置大型泥塑释迦立像是龟兹克孜尔第47、48窟，克孜尔尕哈第23窟，森木赛姆第11窟等大像窟的造像传统，吐峪沟东区第18窟塔柱正面立佛与龟兹大像窟立佛造像位置、造型相同，故该立佛亦应为释迦立像。同时，该释迦立像与主室左、右两侧壁成排成列分布的禅定坐佛形成“释迦+千佛”造像组合。因此，塔庙窟后半部分被区隔为两大仪式空间，主室表现了以释迦佛为中心、环绕十方诸佛的现在世，后部的三侧甬道表现了由过去佛构建的过去世，以自前向后的空间行进表现从现在世历览过去世的时间逻辑。此种石窟空间划分理念，与龟兹中心柱窟以主室表现释迦在世说法场景、甬道与后室表现释迦涅槃空间，以及凉州塔庙窟以中央佛塔为礼忏中心的窟室规划设计理念皆不相同。
第一期塔庙窟以汉式仿木构佛塔为中心的规划理念，与高昌故城γ寺塔庙（图二）相近，常见于武威天梯山第1、4窟，张掖千佛洞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千佛洞等河西十六国北魏塔庙窟，以及云冈石窟二期第1、2、6窟。就佛塔形制而言，第一、二期塔庙窟中汉式方形多级佛塔、上覆圆柱形覆钵的做法亦见于吐峪沟东区第50窟（吐编第44窟）主室正壁与左、右壁相接转角处上部佛塔（图三），以及高昌、交河故城塔林中以土坯垒砌的两百余座佛塔（图四），表明此种佛塔形制是高昌地区颇为流行的佛塔营建规制。此类佛塔又见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7窟南壁后部中层“沙弥守戒自杀缘品”（图五）和该窟南壁后部中央所绘阙形佛殿。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双阙连以瓦垄屋顶，屋顶正中安置覆钵、平座、塔刹。殿中安置一尊大型立佛，立于莲花座之上，主尊身后为巨大的椭圆形背光，两侧各有一身立姿胁侍菩萨（图六）。若正视原初主室窟顶和中央佛塔保存完整的吐峪沟东区第18窟，透视图像为中央佛塔第一级正面大龛内大立像及两侧胁侍菩萨、位于佛塔前方的主室窟顶和伸出于窟顶之上的佛塔第二和第三级塔身及覆钵、塔刹等叠压于同一画面，效果正与上述阙形佛殿接近。综上所述，高昌塔庙窟以佛塔为中心的石窟营造理念和佛塔式样均源于凉州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塔庙窟。
第二期塔庙窟体现出凉州系塔庙窟的空间营造理念。洞窟前室之后的后半部分以仿汉式三级佛塔为中心建筑，不再表现甬道空间。塔柱正面泥塑主尊与其余三面圆拱大龛内的三身坐佛共同构成四方佛造像组合，是洞窟的主要礼忏对象。主室左、右、后三壁成排成列分布的说法图以中央佛塔为中心环绕分布，各铺说法图中的主尊坐佛表现出十方诸佛。因此，整座主室构成四方佛与十方诸佛的造像布局。
此期塔庙窟的石窟空间营造理念与敦煌莫高窟北朝塔庙窟第254、257、251、260、435、248、288、428、290窟高度一致。塔柱形制和龛像布局与高昌故城W寺、ρ寺、π寺，交河故城E-27号寺、东北佛寺、大佛寺等地面寺院塔庙中心塔柱相近，皆与张掖金塔寺东窟，千佛洞第2、8窟颇为接近。因此，第二期塔庙窟的石窟空间营造理念取则于凉州塔庙窟。
第三期塔庙窟体现出龟兹中心柱窟的空间营造理念。洞窟主室正面泥塑坐佛和左、右壁成排成列分布的方形因缘说法图造像组合形式与龟兹中心柱窟主室相同，表明中心柱正面主尊为释迦牟尼佛，主室空间表现的是释迦持世说法的现在世。左、右、后三侧甬道内、外壁以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为中心，周围环绕千佛的造像，构建出以过去六佛为中心、周围环绕十方诸佛的甬道空间。因此，整座塔庙窟的空间营造理念与第一期塔庙窟相类，洞窟整体造像组合为七佛，主室表现释迦及其因缘说法的现在世场景，甬道表现过去六佛与十方诸佛组合而成的过去世。
2.佛殿窟 集中营建于高昌石窟第三期，体现出两类石窟空间营造理念。第一类包括吐峪沟东区第31窟（吐编第41窟）、雅尔湖第7窟。第二类包括吐峪沟东区第30窟（吐编第40窟）、第50窟。
第一类佛殿窟正壁和左、右壁皆为程式化的图像内容，所绘一坐佛二立姿胁侍菩萨说法图及周围成排成组分布的禅定千佛表明洞窟的造像主题为三世十方诸佛。纵券顶或覆斗顶的壁画灵活多变，属于洞窟的次级图像，但体现了各自的特征，如雅尔湖第7窟纵券顶绘水池、莲花、化生，吐峪沟东区第31窟绘成排立佛。
此类洞窟纵长方形、纵券顶的形制特征与同时期石窟寺院中众多的僧房窟及高昌、交河故城中的民居建筑相同，是高昌本土颇为流行的建筑形式。三世十方佛造像题材与布局是永靖炳灵寺169窟、张掖金塔寺西窟、文殊山前山万佛洞等河西十六国北魏石窟中广泛流行、长期使用的造像内容，具有深厚的地域造像传统和标识特征。因此，高昌此类佛殿窟是在本土窟室空间中重新规划配置凉州造像组合的创制。
第二类佛殿窟中央方形佛坛四面共塑绘四尊等身立佛，位于洞窟中心，体量较大，构成四方佛造像组合，是该窟的主体礼忏对象。主室左、右、后三壁中央一坐佛二胁侍菩萨说法图中的三身坐佛同各壁及窟顶环绕的禅定千佛形成三世十方诸佛组合。门道上方的交脚菩萨表现出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场景。因此，整座洞窟的造像组合以四方佛为中心，同时绘制第一类佛殿窟中广泛流行的三世十方佛，吸纳了上生弥勒题材。
此类方形、穹隆顶、中央设坛的洞窟是龟兹颇为流行的佛殿窟形制，但佛坛四面四佛、窟室三壁三佛、千佛环绕的造像组合，与龟兹佛殿窟中央佛坛安设塑像，四壁绘成列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的做法不同，却与张掖千佛洞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千佛洞等河西北魏塔庙窟中的主体造像组合相同。上生弥勒是北凉政权定都姑臧及流亡高昌后极为流行的造像题材，而将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图配置于主室门道上方却是龟兹中心柱窟的典型特征。窟室壁面下部绘制连续多幅因缘故事的做法在敦煌莫高窟第272、275窟和云冈石窟第1、2、6、7、8窟颇为流行，却与龟兹菱格形本生、因缘所处位置、构图形式差异较大。可见，此类洞窟吸收了龟兹佛殿窟的洞窟形制，但于其中配设凉州流行的造像题材，并根据造像布局需要，将龟兹佛殿窟中的低矮像台改造为四面塑绘立佛的佛坛，是将龟兹洞窟形制与凉州造像内容融合重组的结果。
3.僧坊窟 集中营建于高昌石窟第三期，形制结构独特，营建规制统一。包括吐峪沟东区第32窟（吐编第42窟）、第54窟（吐编第45窟），西区吐编第1窟、26窟，克莱门兹（D. A. Klementz）编第38窟，以及柏孜克里克第10窟、胜金口第3窟、雅尔湖第4窟。部分洞窟主室壁面绘制题材与布局高度程式化的禅观壁画。正壁绘禅僧观想七重行树场景，左、右两侧壁自下向上依次绘成排分布的本生、因缘，不净观和净观图像，各排壁画主题统一，分幅排列。整座洞窟以三壁壁画垂直方向各排禅观主题的不同、水平方向各幅禅观图中禅观僧的朝向与观想物的变化，指示出洞窟壁画的观看次序与仪式程序。
僧坊窟广泛分布于西起龟兹、东至酒泉广大地域范围内的多处佛教遗址中，包括龟兹苏巴什西寺第1、3、4、8、14窟，东寺第3窟，以及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第9窟，焉耆锡克沁奥登堡（S. F. Oldenburg）编第1窟，敦煌莫高窟南区第268窟和北区B7、 B100、B103、B113、B114、B462、B118、 B119、B132、B159、B464，酒泉文殊山后山第WHL008窟。但高昌地区的僧坊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一是僧坊窟主室多绘制内容统一且高度程式化的禅观壁画。图像内容连贯并按固定顺序设计排列，部分单幅禅观场景虽可与汉译《观佛三昧海经》、《禅秘要法经》、《治禅病秘要法》、《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对应，但由多幅禅观图像呈现的禅观程序则与现存经本中的禅观顺序皆不相符，表明高昌地区可能具备一套流行于该地区的禅法文本或图示系统。二是该类洞窟与佛殿窟以组合形式出现，对应禅修过程的不同环节，具有完整系统的成套禅修程序。这些在其他地区的僧坊窟中都较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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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澳门24小时网站检测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