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位于东西长40、南北宽仅5千米的洛阳盆地中部偏东，今河南偃师市西南约10千米的洛河南岸，洛河与伊河相汇处在二里头遗址以东约9千米处。根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伊河与洛河在唐代以前是在二里头遗址以西不远处汇合，二里头遗址最初应该位于伊洛河北岸。洛河改道改变了二里头遗址与河流的空间关系，并最终形成现在所见的遗址地理形势。遗址规模较大，结构复杂，至少在第二大期时已经具有后世都城的气象。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凯文·林奇的城市要素分析的方法，对二里头邑聚的区位选址、范围界线、道路结构、功能分区等要素进行讨论。
一、邑聚的区位与选址
二里头遗址地处海拔120余米的伊洛河冲积平原上，北隔今洛河可见逶迤东去的秦岭余脉邙山，南则可遥望今伊河和嵩山向西的余脉万安山。邙山低矮，海拔不过300米左右，而万安山高峻，海拔可达1400米以上。地处两山夹河的狭长小盆地中的二里头遗址，与该地区其他古代遗址和历史城市一样，都是沿河线性分布，就古代都城遗址来说，二里头遗址以东6千米是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向西则依次是5千米处的汉魏洛阳故城（包括西周成周城）、17千米远的隋唐洛阳城和24千米远的东周洛阳城和汉洛阳县城。洛阳盆地内的这些历代都城都是沿着洛河（或汇流后的伊洛河）东西移动，并且总体移动趋势是下游的城址年代早于上游的城址。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二里头遗址的选址会有所帮助。
二里头邑聚与后来的偃师商城、成周古城、东周王城和汉魏洛阳城一样，都位于黄河的支流洛河（包括古伊洛河）的北岸，洛河和伊河从周边的山区进入洛阳盆地的平原以后，由于流速骤然放缓，泥沙沉积，淤塞河道，特大洪水时期就容易导致河流改道。后世的洛河和伊河都曾改道，使得原先从二里头遗址南侧流过的伊洛河改变为伊河在更南处流过，而洛河从遗址北侧流过（图一）。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时期，这种洛河在洛阳盆地内南北摆动的现象也会存在，从而造成盆底平原呈现东西向条带状地貌的现象。我们知道，今二里头遗址南侧是古伊洛河改道后形成的条带状低地，遗址北侧则是今洛河所在。今洛河河道的位置在洛河改道流经这里以前，也是一处低洼地带，东周时期称之为“圉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周王室内乱，周王出逃，在晋国军队帮助下才返回周王城，周王的行程是先到“尸”地，“召伯逆王于尸，刘子、单子盟。遂军圉泽，次于堤上。癸酉，王入于成周”。其中的“尸”即汉代的“尸乡”，今偃师商城的尸乡沟还保留了古代的名称；成周也就是汉魏故城中的周城，这里从西周到东周都很重要；位于二者之间的“圉泽”，应该就在二里头遗址一带。有学者已经指出，二里头遗址以北洛河对岸的古城村发现的东周城墙，就是东周的邑聚“东圉”，该城邑应该位于圉泽附近。圉泽面积也应该较大，周围地势低湿，以至于周晋军队只能驻扎在堤上。二里头邑聚当时是南侧靠大河，北侧不远处还有水泽洼地，只有东、西两个方向便于沟通遗址内外。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当时遗址周围地理景观的印象。
二里头遗址所在地域的地形是高出南北两侧的一处台地，台地总体上是西高东低，“海拔120米等高线分别位于遗址以西1公里余、以北2公里余、以南近4公里处。……遗址外围（以东、以南）的海拔高度则为117-118米”。遗址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遗址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大多为119-121米，以东南部和东部最高，最高海拔达121.5米左右”。根据早期考古报告所附地形图，遗址区域的整体地形是南端略高而北端稍低，南端最高处相对高程104.5米，北部最高处相对高程102.5米，南北高差达两米（如果转化为海拔高程，则南端最高处为121.5米，北部最高处为119.5米）。遗址东西两端高程基本相同，都为海拔119米左右。遗址内地形大致平坦，但略有起伏，平均海拔高程也在119米。在遗址范围内，除去南部边缘的老四角楼区域外，还有两个区域地势较高：一处遗址中南部的宫城所在区域，这里地势宽平高亢，海拔约120米（103+17）左右；另一高处是宫城区以北的二里头村南一带，海拔高程也为121米（103+17）左右，但高地的范围较小。如果我们把整个遗址的海拔高程119米以上区域都进行标注，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区域正是遗址的基本区域，遗址范围内的所有重要遗存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区域；如果我们只观察遗址中海拔高程在120米以上区域，那么遗址从南至北三个较高区域，其面积南端的最大，中部的次之，北部的最小，遗址的作坊区、宫城和仓储区（或认为是祭祀区）正好依次排列在这三处高地上。（图二）由于遗址南部的高地范围广阔，而遗址北部的高地范围不广，二里头宫城区选取在遗址中南部，从而使得整个遗址的重心偏南，这也可能与当时二里头的地形地貌有关。
二、邑聚的范围与中心
由于洛河北移后紧贴二里头遗址北缘流过，遗址的北部是否被河流冲毁了部分？如果有部分遗址被洛河冲毁，这部分有多大的范围？是否会影响我们对遗址范围和形态的认识？澳门24小时网站检测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针对上述问题，在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系统的勘探，基本上查明了遗址的范围。
遗址的北部边缘是后来的洛河，由于洛河的泛滥及冲刷，“遗址在这一代遭严重破坏，其北部的原始边缘已无法廓清”。在遗址北侧的洛河对岸古城村一带，还发现有二里头文化的堆积，原报告认为，古城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北缘有600余米宽的洛河相隔，“属二里头遗址近旁的卫星聚落的可能性较大”。报告的判断无疑是合理的。古城村的二里头文化堆积与今古城村一样，都位于地势稍高的地方，“村北为一东西向的槽状低地”，村南今洛河河床所在地在洛河改道以前，很可能也应该是一道东西向的低地，因此洛河改道时河水才夺路东去，形成如今的洛河。二里头遗址的北部边缘就在今洛河大堤北侧不远，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遗址的南边受限于古伊洛河，当时的二里头邑聚就挨着伊洛河营建，遗址南部边缘应该就在伊洛河故道的北岸。尽管邑聚废弃后因失去对防洪的管理，古伊洛河的洪水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也就是洛河改道前的一段时间）对遗址造成一定破坏；但由于东汉至北魏时期不断筑坝引洛河水入阳渠，以增加水量保障漕运，因而导致伊洛河故道水量减少而逐渐淤积，洛河逐渐北移导致伊洛河故道最终废弃，古伊洛河对二里头遗址南缘的侵蚀时间主要是商至西汉间的一段时间。报告根据遗址东南边缘“尚有断崖保存”和遗址西南边缘为湖泊边界等迹象，推断“遗址临河的南部边缘应大体在这一线”，这是符合情理的。由于遗址西南有古伊洛河裁弯取直形成的牛轭湖，无论该湖在二里头邑聚形成之前还是形成之后，这里的遗址西南边界受到河岸或湖岸制约，位置应当变动较小。今二里头遗址范围内的最高处，就在遗址最南端的老四角楼，这里海拔高程达121.5米。牛轭湖会减缓河流对遗址的冲击，较高的河岸也具有较好的抗冲击能力，遗址南部边缘总体上来说，应该与当初变化不很大。
遗址的东部边缘比较明确，报告根据清代洛河泛滥形成的淤土／沙层与遗址东缘的文化堆积层间还有十余米的生土间隔，推断“现存二里头遗址的东缘应属遗址的原始边缘，而非晚期破坏所致”。由于晚期洛河的泛滥从北至南，一直到遗址东缘外不远都有河水泛滥的淤积，遗址东北部所受洪水冲击和破坏就更加严重，目前遗址东北部的文化堆积很可能已被洪水冲毁，原先的遗址北缘东段应该在二里头村北端晋洛河大堤向东的延长线，东缘北段则大致相当于圪垱头村东边向北的延长线一带（有可能还向西略收一些）。而遗址东南缘的那道斜向的断崖，其高度在海拔120米（103+17），断崖上下的高差从东北向西南，不是逐渐升高而是逐渐降低（东北圪垱头南断崖高差3米多，西南靠近老四角楼处的断崖高差只有2米），也就是越靠近古伊洛河地势反而越高，古伊洛河水对遗址的冲刷似乎不是直接的，而是回水的反向浸泡所致，这种破坏力应当不是很大，遗址当初的东南缘应当就在今断崖处东侧不远处。
至于遗址的西部边缘更加明确，西端和西北边缘外，“文化堆积以外即为生土”。即便在遗址西部，文化堆积也不太厚，“属遗址中心区以外的一般性居住活动区”。这一区域的遗址边缘向西突出，可能与西南部的伊洛河或牛轭湖挤压了二里头邑聚的西南部有关，也可能与二里头邑聚当初的东西交通线路位于这一带有关（下详）。由于遗址西部文化堆积较薄，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赵海涛和张飞先生还推测，二里头邑聚中心区的西缘可能还在文化堆积区西缘以东，“二里头都邑西部边界的可能位置”在二里头遗址范围的东北端至西南端的连线一带。笔者赞同这个推测，但认为由于遗址西南正当古伊洛河水势冲击的方位，即便这里是河流边缘的牛轭湖，在洪水季节也会受到河水的冲击侵蚀，原先邑聚的西南边缘可能比现在遗址文化堆积的西南边缘要更向西一些。
就邑聚的边缘界线来说，遗址南、北的河流和水泽形成了邑聚天然的内外分隔和防御屏障，只需在邑聚东西两侧挖掘壕沟，竖立栅栏，或修筑城墙，结合南北天然障碍，就可以将邑聚围合起来。不过，在二里头遗址周围，迄今没有发现有城墙的迹象，只是在遗址东缘和东北发现有长过500米、宽约10米的疑似壕沟的遗迹。这些沟状遗迹是由一连串大型灰坑组成，其走向“大体呈南北向而在北端又圆转向西”，向南延伸到圪垱头村中，其挖掘年代为二里头遗址第二大期早期。由于该沟状遗迹中间有多处中断，故发掘者排除它作为防御性壕沟的可能性，但也认为“它作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堆积和其外生土的分界线，应具有区划的作用，是都邑整体规划的二里头遗址的东部边界”。刘绪特别关注二里头遗址这道沟状遗迹，他指出，二里头遗址东缘的沟状遗迹“长度可观，体量非同一般，甚是特别，而且北端又‘圆转向西’拐弯，它若继续向西延伸就为排除防御性壕沟的可能增加了难度”；联系到河南新密新砦、巩义花地嘴、新郑望京楼、登封南洼、山西垣曲古城村这些二里头文化遗址普遍使用壕沟，“且往往与自然河流相结合，共同构成一防护体系”，暗示了二里头遗址这道沟状遗址与河流等自然阻碍共同构成遗址边界的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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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