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巴西禁止奴隶贸易后，尤其是1888年废除奴隶制以来，巴西一直是移民输入国，从欧洲尤其是南欧地区引进了大量移民劳工，以填补禁奴废奴政策后巨大的劳动力缺口。1872—1899年，巴西共接收了约182万名外来移民，其中近九成是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移民。虽然南欧移民促进了巴西咖啡经济的繁荣，助力了该国的早期工业化，但是也存在移民定居率低、与本土劳工矛盾丛生和罢工起义频发等问题。对此，巴西扩大移民来源渠道，将目光投向了东亚。在与中国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巴西与日本达成了移民协议，并于1908年开始招募日本契约农工。1908—1923年，日本共向巴西输送了32 266名移民，成为巴西第四大移民来源国。美国《1924年移民法》的颁布中止了日本人移民美国的步伐，导致日本的海外移民目的地转向巴西。此后，日本向巴西输送的移民人数迅速增加，并在1928年成为巴西第二大移民来源国。而1930年执政的瓦加斯政府是民族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政权，将“外来移民视为巴西社会中导致分裂的消极因素”。在欧洲移民人数普遍减少的衬托下，大批日本移民蜂拥而至显得非常惹眼。他们成为巴西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随着巴西国内日侨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加速推进，日侨群体站在了排外主义的风口浪尖上，巴西国内的恐日和排日情绪渐趋浓厚。在此背景下，1934年巴西国会通过了限制外来移民的《百分之二限额法案》(Two Percent Limit Clause)。
国外学界对巴西的日本移民史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相关成果大多着眼于宏观视角，缺乏对巴西排日运动和《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专题研究。国内学界对于拉美的外来移民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对巴西外来移民的整体历史，还是对单一族群都缺乏专门的考察。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文献档案，着重论述20世纪30年代巴西排日运动的历史背景、《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出台及其影响，并纵向比较巴西历史上的两次排日运动，横向比较该法案与美国《1924年移民法》的异同。
一、“九一八”事变后巴西国内的排日言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道路。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武装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在4个多月内，日军占领了中国128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权。“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朝野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公诉。1931年10月，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中日矛盾。《申报》于当月4日发表《告世界各国书》，对日本的战争行为进行抨击，谴责日本此举使世界信赖国际公约的观念扫地无余，对中国实为无上之侮辱，中国为保卫生存及维持世界和平，绝不能任日本军阀之横行，肆意蔑视国际条约，改变满蒙现状。1933年2月，国联常务理事会通过决议，承认“伪满洲国”是中国领土，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有预谋的侵略，要求日本限期从中国撤兵。对此，日本政府不但没有执行决议，反而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不仅遭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的谴责，也受到巴西的抵制。令巴西人更为惧怕的是，这里生活着近20万日本侨民，这一庞大移民群体会否被日本政府利用，在巴西寻衅滋事？日本政府对巴西是否也有侵略意图？巴西的《商报》(Jornal do Comercio)曾经是一份支持日本移民的报纸，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该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加入反日媒体的行列中。1932年一些日侨公开参与圣保罗州反对瓦加斯政权的武装组织，进一步加深了巴西人的猜疑。圣保罗圣弗朗西斯科法学院(São Francisco Law School)是反对派武装集结的主要地点之一，许多二代日侨在这所学校读书。根据当时一些媒体的报道，约80名日本青年集结起来加入叛军，一些巴西日侨还为叛军募集捐款。
1933年4月8日，日本军部从东京发出的军事电报被截获，电报内容大致是日本军部要把原先打算输送到巴西的移民运往“满洲”。里约热内卢一家葡语报纸对电报内容进行了转发。这在巴西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排日势力认为，这正是日本企图侵略巴西的证据，向巴西运送数量巨大的移民群体昭示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呼吁政府和民众提高对日本(移民)的戒备。圣保罗州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反日团体“阿尔贝托·托雷斯之友协会”(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Alberto Torres)。该团体组织劳工进行排日集会抗议，在报刊媒体发表排日言论，还对日侨商店和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抵制。而巴西的日裔媒体《伯剌西尔时报》刊文，对由电报事件引发的排日言论表示担忧。文中称：“8日的东京电报由某通信社在各葡萄牙语报纸上刊登发布，针对日本向巴西移民问题，在各方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这表明，一直以来日本花费了巨额补助金将移民送往巴西，目前正在考虑改为将以军部为主的移民送往满洲，这从距离上和国策上来看都比送往巴西更为有利。电报事件使得我国驻巴西的外交官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此次电报事件造成的影响过大，有关部门应该采取相应对策防止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在巴西民族主义的语境下，“黄祸论”等种族主义言论频繁出现，认为日本人身上携有多种传染病菌，对巴西的人种构成危害，因此要限制他们入境。1933年5月10日，日本驻巴西特命全权大使林久治郎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报告了巴西国内的排日运动，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他认为，一直以来巴西人反对日本移民的理由各有不同且纷繁复杂，不具有固定性。日本移民初到巴西时，一般被视作奇怪的移民，其价值也遭到质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长处和缺点渐渐被巴西人所了解，这期间巴西人对日本移民的态度经历了相当显著的变化。昔日反对日本移民做咖啡园劳工及一般农业劳动者的理由基本销声匿迹，而最近的反日理由主要是：首先，日本人拥有高等文明，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优秀民族，很难被同化，对将来巴西的人种构成威胁，所以必须阻止他们大量入境；其次，即使日本人在巴西被同化并与本地人结婚，从人种改良上巴西人也不希望有大量的日本人混入。这两点都是基于人种不同而成为巴西排日的主要因素。他特别提到，巴西医学界担忧日本移民会给巴西带来原本没有的危险疾病，很多人举出(日本)有很多人患结核、沙眼的事例，从国民健康的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总的来说，近来巴西国内反对日本移民的理由主要基于日本人的不可同化性，以及他们不适合作为人种改良的因子等种族方面的考虑，此外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顾虑。一直以来，很少有巴西人把日本移民大量入境视作危险的政治事务，所以以此为理由的排日理论的存在感非常微弱。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巴西人以日本已经成为彻头彻尾推崇军国主义、军阀跋扈的国家为由，或因日本对中国及国际联盟的态度而产生不满，很多人成了排日者。即便一些巴西人的立场没有发生转变，但对日本也渐渐失去好感。
二、限制移民法案的提出及其引发的争论
1933年年底，巴西制宪大会在审议联邦新宪法期间共收到4份移民法修正案提案，分别由巴西国家医学院院长米格尔·德奥利维拉·科托(Miguel de Oliveira Couto)、前外交部部长和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亚瑟·内瓦(Arthur Neiva)、圣保罗州代议员蒙特罗·德巴罗斯(Montero de Barros)及安东尼奥·泽维尔·德奥利维拉(Antônio Xavier de Oliveira)联合各自的支持者提出。这些提案都主张根据族裔来源限制外来移民入境，但对于限制移民入境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从优生学角度出发，认为外来移民破坏了巴西的人口结构；有的批判移民的集体生活，认为其不利于民族融合；有的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呼吁禁止黄种人和黑种人移民入境；有的以国民性不适合为由，排斥外来移民。尽管视角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限制移民的条款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矛头指向了日本移民。事实上，米格尔和亚瑟是巴西著名的反日人士，他们拟定的提案中含有排日条款毫不意外。
限制外来移民尤其是日本移民的宪法修正案提案一经抛出，便在巴西国内引发了激烈争论。安东尼奥·泽维尔·德奥利维拉非常赞同巴西1930年革命领袖之一佩德罗(Pedro Aurélio Góis Monteiro)，以及瑞典种族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赫尔曼·伦德伯格(Herman Lundborg)关于禁止不可同化之种族移民的言论。巴伊亚社会民主党(Bihia’s Partido Social Democrático)也提出，要立法禁止日本人和其他非欧洲裔移民进入巴西，以免“污染”巴西的人种和社会。对此，亚瑟表示欢迎，并称“这是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大胆想法”。
除了“不宜被同化”和“黄祸论”的陈词旧调，20世纪30年代巴西排日运动最明显的新特征，就是强调日本和日本移民要对巴西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巴西国内就已经出现了关于日本移民的扩张阴谋论。在1928年巴西农村协会召开的会议上，曾有咖啡种植园主斥责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劳工移民串通破坏巴西的(咖啡)经济，认为“日本移民是一个大阴谋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开办的巴西拓殖协会有限公司(Sociedade Colonizadora do Brazil Limitada)在圣保罗州取得大量土地后，试图继续向亚马孙地区纵深扩张。对此，巴西种族主义者维瓦尔·克拉希(Vivaldo Coaracy)推断，“日本人要在巴西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新帝国，在那里安置5万名移民”，“蒙古人(日本人)已经觊觎那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了”。美国驻巴西副领事杰拉德·德鲁(Gerald A. Drew)也将日本人在亚马孙地区的定居活动视为“一项政府工程”。
这些排日论调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后被重新唤起。米格尔提醒国民：“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事情可能也会在巴西出现”，“日本移民肩负着政府的扩张主义使命，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巴西”。一些巴西官员警告称：“拓殖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里约公报》(Gazeta do Rio)刊文称：“亚马孙地区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地”，“拓殖民对于巴西的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这篇文章的题目赫然醒目，即《日本移民和入侵满洲的警示》。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位议员直呼：“移民就是日本扩张主义的一个阶段。”1933年，美国驻巴西使馆外交人员观察道：“一些巴西人已经认清了日本人不可同化的本质，他们与本地人无情地竞争，他们以皈依天主教为幌子掩盖自己的政治企图和帝国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巴西国内也有一部分人支持日本移民，他们对于限制日本移民的宪法修正案提案表示反对，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移民能促使巴西社会进步。来自圣保罗州的莫莱斯·德安德雷德(Morais de Andrade)曾是巴西拓殖协会有限公司的一名律师，与日本移民有过较多接触。在他眼中，日本人聪明，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巴西重构社会、政治、宗教和美学秩序”。圣保罗大学地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日本人与印第安人后裔卡布克罗人(caboclos)间的种族差异非常小，所以存在被同化的基础。作为日本人移民巴西25周年的纪念书籍，《巴西和日本：完善彼此的两个国家》于1934年出版。全书的基调是日本民族和巴西民族之间存在互补性，这使双方都将拥有光辉的未来。二是日本移民对巴西经济做出了显著贡献。1931—1932年，日本农业移民生产的棉花占圣保罗州总产量的46.4%，生丝产量占57%，蔬菜产量占70%，茶的产量高达75%。正是因为看到日本人在圣保罗市周边取得的巨大农业成就，米纳斯吉拉斯州农业部门负责人以提供免费土地为条件，吸引日本移民来该州首府贝洛哈里桑塔(Belo Horizonte)定居，希望他们帮助该市14万居民实现粮食自给。南马托格罗索州参议员马丁斯(Martins)赞誉日本早期移民修筑了通往州府大坎普城的铁路及其在农业方面做出的贡献，称正是有了日本移民在城市周边深耕细作，才使大坎普城摆脱了对圣保罗粮食的依赖，转而成为向其他州售卖大米和蔬菜的粮食输出地。
面对巴西国内愈演愈烈的排日浪潮，日本驻圣保罗总领事内山岩太郎在《伯剌西尔时报》上发表了《面对排日时局告留巴同胞书》。他认为，巴西排日“归根到底还是人种偏见问题”，民族主义思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世界国粹思想高涨，理所当然巴西也受此影响。尤其是在革命时期这一思想更为流行”。针对这些问题，他希望巴西日侨今后要谨记以下五种思想：(一)巴西第一主义。日侨要在语言、着装和饮食等方面尽量适应巴西社会。(二)协和主义。日侨要与巴西本地人和其他先到的外来移民搞好关系。(三)立足于巴西的国家产业主义。农业是巴西的立国之本，日侨要在巴西农业领域做出成绩，根植于咖啡、稻米、棉花、野菜、养蚕等国家产业，在促进巴西产业发展和增加国家财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四)博爱主义。日侨要与本地人苦乐与共，这是获取胜利的无形武器。(五)永住主义。日侨要树立在巴西永久定居的思想，这也是以上四种思想的根本。
总体而言，对于巴西国内的排日论调和限制移民的宪法修正案提案，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低调地加以冷处理，一方面做好国家层面的沟通事宜，另一方面安抚日侨群体，化解矛盾，避免摩擦。不过，支持日本移民的声音很快就被巴西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对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恐惧情绪所淹没。
三、《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出台和日本、日侨的反应
1934年5月24日，巴西国会以146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了米格尔的提案，并作为第121项条款列入《1934年宪法》。该法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84—1933年这50年间该国在巴西生活的侨民总人数的2%。因此，该法又被称作《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尽管《百分之二限额法案》表面看起来对所有外来移民都一视同仁，并没有具体针对日本移民的条例，但如前所述，由于日本人是巴西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增长最为迅猛的外来移民群体，所以日本移民遭受的冲击最大。1931—1933年，排在巴西外来移民来源国前五位的分别为：日本(41 804人)、葡萄牙(27 346人)、德国(7074人)、意大利(6989人)和西班牙(4924人)。1884—1933年共有 142 457名日侨在巴西居住，所以按该法案要求，此后每年移往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要限制在2849人以内。这也就意味着单一年份输往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要比1933年最高峰时的24 494人削减88%。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看作重点限制日本移民的法案，也有人将其称为巴西的《排日法案》。
虽然《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对日本的移民活动做出了限制，但它并未平息巴西国内的排日声浪。1935年，圣保罗一家报纸仍刊文称：“西北铁路沿线的日本拓殖者完全就是封建武士，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安营扎寨，林斯小镇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日本移民儿童被训练成战士，日本的资本家购买土地，并正在帝埃迭地区修建新东方大桥。‘建立一个新日本’的恐怖精神是支撑他们做一切事情的动力。”此外，针对日本移民的暴力事件也频频发生，尤其是在日本人的农业拓殖地。
《百分之二限额法案》颁布后，日本政府、在巴西日侨和日裔媒体反应强烈。日本政府之前对于巴西国内的排日活动表现出的隐忍和冷处理政策并未奏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巴西对于移民事务的政策理念存在偏差。在日本看来，1924年“国策移民”政策出台后，移民重心从北美转向巴西，向巴西输送移民和资本成为其海外扩张和拓殖活动的重要环节。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巴西而言，限制包括日本移民在内的外来移民，是其民族认同、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重新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瓦加斯的上台及其推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政策，把巴西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向了高潮，为这一时期巴西排外运动提供了内部土壤；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则为巴西排日运动的高涨营造了外部环境。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显然并没有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移民法案出台后，日本外务省立即派驻巴西大使林久治郎与巴西外长阿弗拉尼奥交涉，看事情是否还有缓和的余地。对方告诉他，目前是巴西政策的转换期，况且这项法案并非专门针对日本而提出，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所以日本应该保持冷静，要秉承对巴西政府的传统友好政策。在与巴西多方交涉后，林久治郎向广田弘毅外相呈交报告，称《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只是巴西政局不明朗的产物，建议日本政府再做观望。
1935年5月，巴西政府出台了禁止进口日本商品的法令，国内出现了抵制日货运动。其实这也是巴西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一个步骤，但对日本的对外贸易影响较大。日本商品直接出口到巴西受到限制，不得已只能经美国进行转口贸易，这样就会增加贸易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时任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冈田启介政府建议，可以从巴西购入棉花，以换取巴西政府对移民限制的放松。日本政府采纳了斋藤博的建议，很快便开启了“棉花换移民”外交。5月16日至6月11日，日本工商联合会集结商业、纺织业、矿业和金融业等行业的知名企业代表组团赴巴西考察，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理事长平生釟三郎担任此次出访的经济使团团长。短短一个月的经济磋商取得了重大成果，加强了日本企业对巴西的投资力度，尤其加大了在纺织业领域的投入。日本收购了巴西大量积压库存的棉花。在此背景下，巴西—日本棉花协会在大阪成立，在圣保罗也设有办事处，日本成为二战前巴西棉花出口贸易的中心。与此同时，其他与纺织业相关的日本企业也纷沓而至。
此次经济外交成效显著。日本增加了对巴西的贸易投资，获得了用于海外扩张的棉花等重要战略战备物资，同时巴西也提高了棉花出口量，换取了发展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日巴经贸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棉花出口额在巴西出口总额中的占比由1925—1929年的2.1%跃升至1935—1939年的18.6%。1937年上半年，日本取代德国和英国成为巴西最大的棉花出口市场。同期，巴西向日本的出口贸易额也大幅增加，1936年比1935年增长了近10倍。贸易牌开始发挥作用。1936年，巴西政府将一些几乎没有移民输出的国家的移民配额调剂给日本，这样日本每年获得的移民配额就增加到3480人。1939年4月，日本外务省和拓务省高官表示：“加强日本同中南美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和经贸往来很关键……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承认向这个地区输出我们的移民同胞极其重要。”
与日本政府积极打经贸亲善牌、缓和与改善日巴关系不同，大多数日本媒体对于巴西出台《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批驳毫不留情，将其视为西方种族主义的又一力证，认为日本政府对日巴关系盲目乐观。不过，也有个别媒体并没有跟风对巴西的移民政策大加挞伐，而是冷静地反思日本的现行政策。比如，札幌《北海时报》(Hokkai Times)的一篇社评就指出，日本必须找到排日运动产生的原因，继而采取一些措施去解决问题。
在巴西的日本侨民和移民组织对于《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出台表示强烈不满，他们用实际行动反击“日侨不可同化”“黄祸论”等排日言论。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巴西出生的二代日本移民渐渐长大成人，他们通过成立社会组织，塑造和表达自己对巴西和日本移民群体的族群认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圣保罗学生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34年，最初有105位成员，主要发起人是圣弗朗西斯科法学院的卡西奥·下元健郎，他是二代日侨，也是巴西第一位获得律师资格认证的日本移民，因参与1932年的反政府叛乱而闻名。该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促进日裔群体的教育、文化和体育活动，帮助他们融入巴西，其成员大多以能同时理解日本文化和巴西文化而感到自豪。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圣保罗学生联盟”还办有两份报纸，分别是葡萄牙语报纸《学生》(Gakusei)和日语报纸《学友》(Gakuyu)。《学生》创刊号头条的标题为《我们想要什么？》，开篇的文字写道：“虽然我们有着日本人的血统，但我们是巴西人。”圣保罗学生联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山城若泽，是一位冲绳移民的儿子，他是《学生》的主编。他直言：“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以就要成为巴西人。”他认为，日本文化的精髓是“大和魂”，核心要义是绝对忠诚，但是这种忠诚并不仅仅针对日本天皇，对于像他这样的二代移民而言，“日本精神”也可以而且应该是对巴西国旗的绝对忠诚。《学生》的编辑们坚称，日本文化和巴西文化的混合“可以创造一种凝聚两种文化精华的、独一无二的(巴西)精神”，“拥有这种新精神的人看起来更像是巴西人，而非日本人，他们相信迅速同化能够帮助巴西塑造正在形成的民族意识”。1935年10月，下元健郎在《学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一些巴西人指责日裔群体不可被同化，这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被同化了。虽然我们身上流淌着日本人的血，但我们的心属于巴西。我们尊重日本，因为它是我们父母的故乡……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有对父辈故土深怀敬意，但我们始终无法拥有对于菊花之国的爱国情怀。”此外，《学友》也在积极宣扬二代日侨融入巴西社会的努力和决心。该刊1936年8月的第4号转载并翻译了下元健郎的文章，并以《我辈的心情》为题刊发。这次发表使用日文，随即在日侨群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族徽章，所以文中的观点被日侨视为对天皇不忠的大逆不道之言。有些人甚至致信日本驻圣保罗总领馆，要求解散离经叛道的“圣保罗学生联盟”，由此还引发了著名的“菊花事件”(Chrysanthemum Incident)。上述言论除了表达对《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抗议，还反映出日本移民群体内部民族认同的二元性特征，当时巴西日侨仍以母国认同为主，而部分二代日侨对巴西的认同正在萌生，在移民社会内部进行艰难的博弈。
四、《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对日本移民活动的影响
《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对日本移民的限制，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日本最大的移民公司“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业务运营。为加以应对，该公司也通过各种渠道展现日本移民的价值，以及公司在促进移民同化方面的努力。它在巴西主流媒体上刊登广告，突出日本人在巴西的农业拓殖地高产高效的形象，以及日本移民散居在巴西各地的事实，强调日本人为巴西注入了现代元素。比如，日本移民在累西腓创立了巴西东北部第一家冰淇凌店。此外，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还发行一些葡萄牙语小册子，宣传日本劳工的“巴西属性”。在一本名为《日本移民的适应：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在巴西的活动》的小册子的封面，该公司巴西分社负责人白鸟写道，很荣幸能够指导日本移民的适应和归化，他们正在将自己融入巴西人之中。这本书里还附有白鸟妻子及其4个孩子的照片，在照片下面特意强调他们是“巴西的孩子”。
《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对日本在巴西的投资置地和移民活动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巴西州政府的自治权力非常大，能够自行签订售地和无偿赠地契约。日本正是凭借这一条件，在巴西亚马孙地区获得了大片土地，先后建立了阿卡拉拓殖地(Acara Colony)和亚马孙村庄(Vila Amazonia)，大量输送移民、开垦耕地、发展农业。但是，瓦加斯上台后把这些权力都收归联邦政府。根据巴西《1934年宪法》第130条的规定，各州所有1公顷及以上面积土地的无偿赠与协议，必须经联邦参议院批准后方能生效，否则将被视为非法。1936年3月，亚马孙州有无偿赠地给日本亚马孙产业研究所的意向，并将相关协议提交到联邦参议院等待批复。巴西排日组织“阿尔贝托·托雷斯之友协会”由此借机宣扬“黄祸论”和日本威胁论。巴西当地的报纸《商报》将海外兴业株式会社1932年绘制的巴西地图刊登在报纸上，并冠之以《日本人在巴西的渗透：官方地图就是极好的证据》的大标题，据此坚称这份地图昭示了日本人图谋在亚马孙地区建造海军基地和监视巴拿马运河的野心。这一时期，有关日本人要侵占亚马孙地区的文章见诸巴西的大小报端。亚马孙州议员安东维拉(Antóvila Rodrigues Mourao Vieira)甚至提出，要终止该州对日本拓殖公司的所有无偿赠与土地项目。对于这些指责，日裔报纸《圣州新报》刊文斥其为“荒唐无稽的猜测”。关于亚马孙州的赠地契约，当年8月24日，巴西联邦参议院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联邦参议院协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决定驳回亚马孙州政府提交的土地赠与协议，理由是这份协议可能对巴西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至此，日本众议院议员上塚司不得不终止他在巴西北部继续拓殖的脚步，在此之前，他曾倡导并推进日本人在亚马孙地区的拓殖活动。
《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颁布，对于日本向巴西的移民活动造成了严重冲击。去往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大幅下降，1935年日本向巴西输送了9611名移民，比上一年下降了56%。不过，这与《百分之二限额法案》规定的2849人的移民配额相比还要超出很多，而且当年日本仍然是向巴西输送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法颁布后并没有立即生效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源于14岁以下的儿童移民未被官方统计在列。1936年，日本移民人数降至3306人，单年移民人数被葡萄牙赶超。1937年日本移民人数略有反弹，为4557人。有学者认为，当初巴西联邦国会通过《百分之二限额法案》是非常草率的。其实很多国会议员对日侨社会的认识非常肤浅，有些人根本就没接触过日本移民，而该法之所以能够获得通过，是因为当时国会议员中有1/3的人来自医学界，他们容易迷信医学权威米格尔的排日言论。圣保罗州的一些官员从政治和经济视角观察，认为这项法案难以运转。他们得出此论断的主要根据是巴西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引进日本移民。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日本在巴西出口经济尤其是棉花出口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38年，圣保罗州约50%以上的皮棉、50%的土豆、10%的玉米和稻米、80%的茶都是日侨生产的。1939年9月19日，巴西报纸《国家》(O Estado)刊文称：“只要欧洲冲突持续下去，日本市场就是巴西棉花的唯一生命线，这对于今后巴日经贸关系和两国人民而言都是必要的。”
从1938年开始，日本移民人数再度大幅下降，降幅接近45%，人数为2524人。此后三年，日本移民数一直在1500人左右徘徊，再也没能突破2000人，比3480人的配额数少了将近2000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日本的移民政策重心发生转移。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野心，把中国东北作为侵略基地，出于配合对外扩张的需要，移民流向也从巴西转移到中国东北。1938年10月，日本移民在其主要移居国的分布情况如下：中国东北233 699人、巴西197 747人、夏威夷151 850人、美国本土114 685人。很明显，此时中国东北已经取代巴西成为日本人向海外移(殖)民的第一大目的地。需要注意的是，输往中国东北的移民属于殖民范畴，是要对当地进行压迫、统治、奴役和剥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输往巴西的移民，无论是初期的契约劳工，还是后来国策移民时期的投资置地型拓殖民，都受经济因素驱动，可被视为经济移民。另一方面，“七七事变”后巴西日侨对日本军事扩张活动高调支持，而瓦加斯实行“新国家”体制，再度收缩移民政策，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轴心国移民实行战时管制。1942年巴西宣布和日本断交，日本向巴西的移民活动陷入中断。
余 论
1934年出台的《百分之二限额法案》是近代以来巴西第一次对所有外来移民采取限制措施，也是首次将限制移民入境写进宪法，确立了国籍来源的移民配额制度。事实上，这并非巴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排日思潮。20世纪20年代初，巴西民族主义意识日渐萌生，社会精英们一方面努力摆脱文化和经济层面对欧洲的认同和依附，寻求独立的发展地位；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思考巴西民族的内涵和独特性，不再一味地追求复刻欧洲文明，而是要构建美洲地区新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巴西的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高涨，再加上受到美国排日运动的影响，将日本移民视为民族认同对立面的“他者”，并于1923年颁布了《雷斯法案》(Reis Act)。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巴西的排日运动和《雷斯法案》，与30年代初的排日运动和《百分之二限额法案》作纵向比较，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别。
首先，前后两次排日运动产生的源头不同。前者的产生主要是外源型的，主要受美国种族主义和排日运动的外在影响。虽然当时巴西国内也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想，但还处于“寻找和认识自我”的萌生阶段，尚未达到30年代“突出和保护自我”的成熟阶段。后者的产生则是内生型的，其根本动力是巴西国内极度高涨的民族主义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排外主义思想。当然，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及30年代初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等外在条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其次，前后两部排外法案的内容不同。《雷斯法案》限制移民的条款并不涉及白人移民，对于黄种人移民实行3%的限额，而对于黑人移民则直接关上国门，所以它是按照种族、有区分的限制移民，种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则是以移民的国籍作为依据，无论什么种族都一律受到配额的约束，相对而言更加公平，并未直接体现种族歧视。
最后，前后两部排外法案的结果不同，前者实施不足3年便被废止，后者则被写入宪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部限制移民法案的走向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就在于巴西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雷斯法案》的出现正值巴西咖啡经济的增速期，咖啡出口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1919年的5.7%跃升至1924年的12.5%，由咖啡经济带动的轻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稳步发展。巴西经济政策实行的是外向型初级产品出口制，所以它仍要延续近代以来大量输入农业劳动力的移民模式。因此，在这个时候以限制移民为基调的《雷斯法案》显得不合时宜。30年代瓦加斯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上推行的是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重工轻农，要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就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农业劳动力移民。同时瓦加斯强调要保护本国工人的权益，减少外来移民的竞争，再加上前述几点因素，致使《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出台看起来更为因时制宜。总之，巴西移民政策的转变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如果将巴西的《百分之二限额法案》与美国《1924年移民法》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异同。有不少国外学者认为，前者是以后者为模板打造的。可以说，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相同之处，即它们都确立了本国的移民配额制度，都是限制移民的举措。然而，二者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其一，限制移民的标准不同。巴西《百分之二限额法案》中没有对外来移民的种族、国别和地区做出区分，选择移民的标准是国家来源，种族主义特征不明显，体现了巴西排外的一致性，间接印证了巴西出台该法的动力是民族主义而非种族主义。而美国《1924年移民法》选择移民的标准是民族和地区来源，禁止中东和亚洲移民，限制东南欧移民，鼓励美洲和西北欧移民，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移民法。其二，配额的基数不一样。虽然都是2%，但巴西《百分之二限额法案》是以1884—1933年50年间一国定居移民总数为基数，美国《1924年移民法》则仅以1890年1年的移民数为基准，二者参考的数值差距非常大，必然导致移民配额数的巨大差异。其三，限制移民的严格程度不同。巴西《百分之二限额法案》只是限制移民，并没有拒绝某个国家、地区或族裔的移民。而美国《1924年移民法》中既有限制移民的内容，也有禁止移民的条款，中东和亚洲移民就被拒之门外。后两点说明，美国《1924年移民法》比巴西《百分之二限额法案》更加严苛，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巴西的移民环境还是要比美国更加宽松和包容。
（作者杜娟, 系澳门24小时网站检测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