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交通是连通区域的纽带，交通选线是体现区域自然环境、城镇格局、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交通线路重建因之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今的敦煌和瓜州地区，自汉武帝将其纳入中原版图以来，历代行政区划和地名多有变动，汉代为敦煌郡辖境，唐代则是沙州和瓜州辖境。沙州和瓜州这两个地名断续使用时间较长，因此研究者常用瓜沙地区指代这片区域，两地之间的交通也因之以“瓜沙道”形容。

　　唐代瓜沙道东起于瓜州治，西止于沙州治。线路自瓜州出发后，西行经过悬泉堡，此段道路在唐代没有变化。从悬泉堡继续西行，不同时期的路线存在变化，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反映。总体变动情况为:永淳二年(683)之前，驿路从悬泉堡西行后，经过截山子南侧的黄谷、空谷、无穷三驿站，之后穿过截山子与其头驿相连；永淳二年以后，黄谷、空谷、无穷三驿废弃，而在截山子北侧设悬泉驿，交通线路因之北移，驿路变更为过鱼泉驿后，穿截山子至新设悬泉驿（该驿址非汉代的悬泉置），并由悬泉驿直接与其头驿相连。武周天授二年（691），沙州刺史李无亏又以“旧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瓜沙道驿路进一步北移，形成了从瓜州出发，经悬泉堡、常乐驿、阶亭驿、甘草驿、长亭驿、白亭驿、横涧驿、清泉驿，最后抵达沙州东侧之州城驿的瓜沙交通北线，整个里程三百一十五（唐）里（图1）。

　　瓜沙驿道之外，瓜沙间还共享一段前往伊州的驿道。即由沙州东行经甘草驿抵达新井驿，瓜州则从常乐驿西北行抵达新井驿，之后沙州和瓜州前往伊州的道路一致，均经过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和梧桐驿，最后抵达伊州，只是新井驿、广显驿和乌山驿由瓜州管理，后四驿则由沙州管理。根据里程记载，广显驿之后各驿已偏离瓜沙间交通干线，新井驿则处于两州之间，因此本文仅将新井驿纳入瓜沙道一并讨论。

　　有关沙州、瓜州区域内的行政建置及遗址考证研究颇多，学界已普遍认可的与瓜沙道有关的遗址包括瓜州治、沙州治、唐之常乐县址和悬泉堡址。其中，瓜州治晋昌县城位于今瓜州县锁阳城遗址，沙州城址位于今敦煌市党河西岸的沙州城遗址，唐之常乐县位于瓜州县六工破城遗址，悬泉堡的位置位于瓜州县踏实乡之破城子遗址附近（图2）。本文认可相应考证，不再赘述。此外，从《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可知，州城驿位于沙州治“东二百步”，可依托沙州城址确定其位置。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对其他驿址有所论述。2013年，骆磊等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在瓜州县西的荒漠中新发现几处城址，包括图2中的西沙窝一号城、西沙窝二号城、西沙窝三号城、北路井城和巴州二号古城，并认为西沙窝三号城为甘草驿遗址，西沙窝一号城为长亭驿遗址。李并成对这几处城址亦有考证。此外，就瓜沙间驿道之外的新井驿而言，学者多认为其位于瓜州县西长城北侧的雷墩子烽燧处，但鲜见详细探讨。

　　近年来，笔者多次考察瓜州县西部荒漠区内的遗址，并依托卫星遥感影像新发现城址一处。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笔者赞同西沙窝三号城为甘草驿遗址的论证。但笔者在李并成考证的横涧驿、白亭驿位置附近进行考察时，没有发现相应的烽燧遗址和土墩遗址，查地方文物考察报告亦未见相应遗址记载，或是近几十年的风蚀已使之消失不见，本文不予论证。对于阶亭驿、新井驿的位置则较之前存在不同的结论，特撰此文，以完善对该区的历史交通认知。

　　二、阶亭驿与沟北古城

　　阶亭驿的位置，《沙州都督府图经》载为：“常乐驿西卅里”，“（苦水）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廿余里，散入沙卤”。同时，阶亭驿在甘草驿东南“廿五里”。基于相应记载，李并成将其定位在现今瓜州县博物馆命名的廉迁烽遗址处，李正宇则只说其在芦草沟北，具体位置并不明确。随着该区发现的遗址逐渐丰富（图2），现根据已有条件对阶亭驿进行精确定位。

　　从遗址分布可知，六工古城西侧13千米左右有两处古城遗址，分别是巴州古城遗址和沟北古城遗址。其中巴州古城遗址为1999年新定位之遗址，规模较大，边长近300米。李正宇认为该城址是汉代的广至县城，李并成则认为是西魏时寄理在敦煌境内的伊吾城，具体何城，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但该城的规模以及地表遗物表明其非唐代驿址所在。从《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关于“苦水”的记载以及遥感影像上古河道的走向来看，芦草沟出截山子后，远没有抵达巴州古城位置，说明阶亭驿不可能依附于该古城而设。

　　就沟北古城的位置而言，其方位在六工古城西13千米稍多。该城边长约60米，为近方形城址，地表花岗岩石块散布，瓦罐碎片多为唐代遗物（图3）。笔者在该城考察时，对墙角一处灰坑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为Cal B.P 1280±20，日历校正年为AD671-AD774，确证其为唐代遗址。六工古城已被确认为唐代的常乐县，又是常乐驿所在，而沟北古城在距离和方位上均符合在常乐驿西“卅里”的记录。同时，考虑到甘草驿（西沙窝三号古城）位置，沟北古城也符合在甘草驿东南“廿五里”的记载，芦草沟的流向进一步增加了沟北古城作为阶亭驿的可能性。唐代时，芦草沟被称为苦水，如今芦草沟出截山子后，已演变为季节性河流，即使在夏季丰水期亦无常流水。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遥感影像可知，芦草沟在出截山子后曾东西摆动，因此形成了甜涝坝古城和沟北古城之间的广大洪积扇。历史时期，其河道主要有两条，其中偏西的一条河道出截山子后直接向西北行，流向甜涝坝古城、五棵树井古城一带。该河道不明显，应是历史时期水量大时的洪泛河道。偏东的河道出截山子后以近北的方向前行，该河道也并不固定，在现今的河道两侧形成了多条河道遗迹，但总体上仍可判断其走向。相应河道在穿越今柳敦铁路后逐渐转向西北行，符合《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苦水先北流、后西北流的记载。沟北古城的位置接近这些河道西北行之处，其被命名为沟北古城则是因为处于其中一条沟道北侧。从苦水以及各驿站方位和距离记载来看，阶亭驿即位于沟北古城所在位置。

　　至于李并成将阶亭驿的位置定在廉迁烽，应是将廉迁烽当阶亭烽对待了。原因在于早期的考古调查对瓜州西部荒漠的考察较少，该区的遗址数据不充分，各类文物报告中记录的古城、烽燧等只有极其显著的几个遗址。在没有卫星遥感影像作宏观背景参照的情况下，非水文、地质调查人员难以充分理解该区的河道走向、地貌景观等。廉迁烽作为瓜州西部荒漠中较显著的烽燧，很容易被误认为阶亭烽。若将廉迁烽当阶亭烽，自然就会错误地定位阶亭驿。然而，《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对阶亭驿、阶亭烽、廉迁烽的关系有非常明确的两点信息：一是苦水流经阶亭驿（阶亭烽），二是苦水离廉迁烽有一定距离，即苦水“至廉迁烽西北廿余里，散入沙卤”。在遥感影像上查看芦草沟残留河道在这片荒漠中的走向，发现其自阶亭驿西北流之后，一直保持西北方向，最后消失于流沙之中，符合《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这片流沙即西沙窝的命名由来，是典型的流动沙丘景观，区别于其东侧的雅丹地貌景观。另外，廉迁烽遗址与芦草沟河道的关系也完全符合《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实际上，从方位来看，廉迁烽所在位置与《沙州都督府图经》中阶亭驿在常乐驿西的方位记载有所出入。由于《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对各地物的方位记载都比较准确，阶亭驿显然不太可能位于廉迁烽位置。

　　那么阶亭烽究竟在何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沙州的古长城时提及：“古长城，高八尺，基阔一丈，上阔四尺。右，在州北六十三里。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结合瓜沙间驿道的测算，从沙州的州城驿出发，经过各驿站到阶亭驿，即阶亭烽所在，里程是一百七十里。此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的是古长城到阶亭烽的距离，古长城在沙州北六十三里，根据驿道距离计算，如果从古长城沿驿道到阶亭烽，显然要少于一百七十里。也就是说古长城只能在州西北，距离方有可比之处。由此，P. 2691《沙州城土境》所载：“长城，州北西六十三里”更为准确。但阶亭烽何以在《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被多次提及，笔者认为主要因为该烽处于唐代瓜州常乐县和沙州的交界处，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坐标，至于该烽是否比其他烽燧具有更大规模或更重要的军事意义，不可断定。实际上，在沟北古城北侧约50米处，尚有遗址一处，只是坍塌严重，仅残留一个较周边风蚀残丘稍高的土堆，而砂石颗粒集中堆积，极有可能是一处烽燧遗址。沟北古城所在区域处于河道附近，空气相对湿润，植被覆盖相对较好，又在唐代交通线上，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活动导致的侵蚀都相对严重，要保留完整的唐代烽燧几无可能。

　　三、阶亭驿与甘草驿之间新发现的城址

　　阶亭驿位置既定，结合骆磊等确定的甘草驿遗址位置，即西沙窝三号古城，为我们量化甘草驿和阶亭驿之间的交通线路提供了基础。从区域点轴理论出发，驿站作为点，则连接驿站的交通线为轴，在交通线路上则可能有其他相应的人类活动遗存。据此，笔者将沟北古城和西沙窝三号古城连线，对线路上的卫星遥感影像进行目视解译，在连接两地的线路上发现遗址一处，GPS位置为北纬40°24＇52＂，东经95°24＇15＂。该遗址近方形，边长约40米，微向东北倾斜，本文将其命名为SZ01。2021年12月初，笔者团队驱车实地考察该地，确证了城址的存在。城址位于雅丹地貌中心区，保留状态极差，近距离如无地面的残砖碎瓦亦难识别。遗址区地表有较多灰绿色砖瓦碎片和花岗岩石块，遗址中心偏北有柱础基石出露，在城边还发现具有唐宋特点的乳丁纹陶片（图4）。城址内花岗岩石块与截山子的岩石岩性一致，应是在截山子获取加工后运送而来。从地表遗物判断，可以确定是唐宋时期遗址。该遗址尽管面积较小，但其墙基较宽，达3米左右。同时，实地考察还发现城址周边存在较多类似建筑和墓地的遗址，部分遗址有盗掘痕迹，地表散落砖块与城址内一致，应与城址同一时期。综上，笔者认为该处城址应是驿路上一处具有一定级别的行政建制所在，遗憾的是目前资料欠缺，难以对其进行定位，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该城址的发现确证了阶亭驿与甘草驿之间交通线的存在，亦对该区的历史遗址分布有所补充，说明前述考证不误。

　　四、新井驿与巴州二号古城

　　新井驿作为瓜州和沙州前往伊州交通线路的汇合点，由瓜州捉负责。《沙州都督府图经》载：“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已上驿瓜州捉”，遗憾的是，《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没有指明其与新驿道各驿站的距离和空间关系。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或可对此进行补充：“第五道者，由瓜州常乐县、驿西北行二十七里二百步至新井驿。”由此，根据该区遗址的空间关系，以常乐县遗址六工古城为坐标，在其“西北二十七里二百步”探寻遗址。在巴州二号古城没有被发现之前，确实仅有雷墩子烽燧一处较为接近，这也是早期众多学者将雷墩子烽燧所在定为新井驿的原因。但这存在一个显著问题，那就是雷墩子的年代晚于唐代。理由在于该烽燧保存过于完整，与瓜州西部荒漠中众多烽燧的保留情况迥异，实际观察该烽燧亦没有如白墩子烽燧的补修痕迹，排除了在早期烽燧基础上修建的可能。对比雅丹荒漠腹地保留最明显的廉迁烽，其在后期加筑的情况下，亦已十分残破。雷墩子所在位置距现今人类活动密集区较近，水分条件相对充分，若为唐代烽燧，保留状态应更加残破（图5）。实际上，瓜州县博物馆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雷墩子东北侧还记录了多个早期烽燧遗址，均只有并不清晰的残堆保留，何以雷墩子能保留如斯？这表明雷墩子年代较晚，或只是清代烽燧而已。结合清代遗址百齐堡（见图2标注）的位置来看，雷墩子处于百齐堡遗址正北，作为清代烽燧是可能的。另外，雷墩子相较于六工古城的方位是北稍西，若定为新井驿在方位上也有所偏差。

　　说明：照片为实地考察过程中作者自摄，其中左图为雷墩子遗址，右图为白墩子遗址。一般认为白墩子烽燧遗址是唐代广显驿所在。在白墩子西侧约300米处还有烽燧遗址一处，已坍塌成土堆，一般认为该处是汉代烽燧。实地考察可见白墩子烽燧经历过多次补修，清代仍在使用，但保留状态欠佳。

　　巴州二号古城的发现为定位新井驿提供了新的线索。巴州二号古城的具体位置为北纬42°28＇19＂，东经95°28＇6＂，方位上在六工古城西北，二者实测直线距离接近14千米，与《唐代交通图考》所载“二十七里二百步”贴合。另外，上文提到从沙州前往伊州的道路也经过新井驿，由于《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未言明连接新井驿的是哪一个驿站，这就需要从方位角度进行推测。根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甘草驿最为合适。甘草驿西侧的白亭驿与之距离过远，而阶亭驿已然在甘草驿东南了，线路上不可能先向南再往北。测量表明巴州二号古城位于西沙窝三号城（甘草驿遗址）东稍偏北约14千米位置，该距离符合这一区域驿站的间距，也符合从沙州走伊州的方位逻辑，这进一步表明巴州二号古城作为新井驿的可能。

　　由上可见，将巴州二号古城考证为新井驿应是准确的。然而仍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从交通选线角度来看，新井驿何不选在常乐驿北，而是在常乐驿西北？这可能与瓜州绿洲历史环境演变有关，瓜州绿洲及瓜州西部荒漠区历史上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唐代以前疏勒河河道并非现今河道，而是偏南穿行于现今的瓜州绿洲。遥感影像清晰显示，现今瓜州绿洲内尚未开垦成农田的残留区保留有较多的河道痕迹，如六工古城北侧约4千米处一片未开垦为农田的草滩地就显示有曲流河道残迹保留，且这一曲流河道往西延伸到了清代的百齐堡，并进一步向西穿过雅丹戈壁带，最终消失于流沙地之中。该河道清代已干涸，或只是季节性稍有水流。清乾隆二年（1737）黄文炜编撰的《重修肃州新志》在记百齐堡的户口田赋时就言：“该处虽有可垦地亩，但无水浆浇灌，难以播种。城南止有干河一道，系通瓜州河口。”此外，遥感影像还显示雷墩子烽燧周边大片土地遍布纵横交错的河道残迹。实地考察也发现雷墩子烽燧东侧靠近柳敦铁路附近区域盐碱化严重，历史上某些时段应属滩湿之地。考虑到历史时期该地交通只能步行、骑马/骆驼或马车，此种情况下，交通线只好先绕行西北避开通行条件极差的此区然后北行，这也就解释了何以唐代新井驿在常乐驿西北而不在北侧。

　　五、结语

　　历史地标的精确定位是理解区域历史地理的关键。随着区域考察的深入和各类资料的不断挖掘，一些遗址被发现，早期发现的遗址则可以做进一步认识。本文基于历史资料、野外考察和遥感影像分析，确定了瓜州县西雅丹荒漠中的沟北古城遗址为唐代的阶亭驿、巴州二号古城为新井驿，并在连接阶亭驿和甘草驿的交通线路上新发现城址一座。驿址的精确定位补充了对该区汉唐时期交通的认识，同时为理解该区的历史环境变化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该区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概略起来，本文对瓜沙地区以下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具有显著指示意义。

　　首先是这一区域汉唐时期的行政边界问题。长期以来，这一区域汉唐时期的行政边界由于没有确定的地标参照，研究者多是象征性划定。阶亭驿和新井驿位置显示，这片荒漠区的南部，唐代瓜州、沙州的边界应在沟北古城之东，或唐代的苦水之东。在这片荒漠区的北部，瓜州和沙州的边界应在巴州二号古城的西侧。由于巴州二号古城是在沟北古城正北稍微偏东，那么这片荒漠区内瓜州和沙州的分界线恰呈正南正北走向。回溯至汉代，这一分界线对敦煌郡广至县北境的西界问题亦有所指示。之前大多学者认为广至县北境西界仅到雷墩子烽燧处，本文表明巴州二号古城东侧的大片土地在唐代仍难以开发，那么在汉代或也一样，广至县北境西界很可能由于这一原因而在巴州二号古城之西。

　　其次是该区的历史交通地理问题。巴州二号古城的确定提供了由沙州经行莫贺延碛走伊州线路的部分细节，即经长亭驿后东行至甘草驿，然后抵达新井驿，再东北行抵达广显驿附近（白墩子西）。就交通地理而言，在自然环境、政治环境和交通技术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交通线路变化较小，这就一定程度上指示了汉代从敦煌郡治走第五道前往伊吾的道路。汉代敦煌郡内的道路，除了南侧经过各邮置的道路外，北侧沿长城必有一条道路。东汉以来，随着第五道的开通，敦煌郡城前往伊吾，必先往东北前行靠近长城，并沿着长城南侧的道路往东，之后穿过长城往北，这条道路或与唐代沙州走伊州的驿路重合。由此推断，巴州二号古城附近应是汉唐以来重要的交通节点，该区地表周边也多汉代遗物，因此其在汉代也应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笔者另文已考证其作为昆仑障使用的可能，本文不再赘述。

　　最后是该区的历史自然环境变化问题。历史遗址是反映历史环境的绝对坐标，在环境变化剧烈区这一点尤其明显。一方面，众多遗址在这片雅丹区分布表明汉唐时期这一区域开垦条件较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水资源条件较好的绿洲。实际上，此类洪积细土平原由于土质疏松，排水性能良好，在有水灌溉的情况下，相对其他区域而言更利于农耕，是非常好的耕垦之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的部分移民被安置在此也与之有关。另一方面，遗址的分布也能反映巴州二号古城和六工古城以东区域的历史环境变迁。长期以来，对该区历史环境问题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恶化区域，对现今的绿洲区少有关注。汉唐时期从常乐县前往伊吾的交通选线表明巴州二号古城和六工古城以东广大区域的通行条件可能较差。六工古城北侧为广袤平川，地形上不存在阻挡因素，即使是荒漠也可通行无阻。对交通产生阻挡的因素只能是汉唐之际这片区域尚为湿滩地或河道广布，这为探讨历史时期疏勒河在该区的走向以及汉长城选线与河道的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作者黄银洲，系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