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是生产生活的一种重要资源。中国的林木主要出自东北、西北、西南边疆的崇山峻岭，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国产林木主要仰赖于西部边疆。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西迁和木材需求量迅速增加，西部边疆林木资源调查、管理和开发利用日渐兴盛。来自西部边疆的优质林木资源，为支持抗战作出重要贡献。然而，抗战史研究较少关注到森林和木材问题，近代边疆史研究也较少结合林业史，而探讨林木资源调查、开发和利用正是可以把抗战史和边疆史有机联系起来的一扇重要窗口。鉴于此，本文利用档案资料、调查报告等，在梳理东北林木采伐和利权流失的基础上，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林学家在西部边疆寻找到新的优质林木资源，以及木材商、伐木公司和木材使用单位采伐、运销木材，有效弥补东北沦陷后国产木材缺乏和有力支持抗战大后方建设的过程，揭示西部边疆与东北在林木资源调查和开发方面存在的联动和接续，以及西部边疆优质林木与抗战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 近代东北林木的采伐和运销

　　东北地区是全国森林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从鸭绿江、浑江、图们江流域和长白山、老爷岭、张广才岭，向北延伸到小兴安岭，再向西连接整个大兴安岭和内蒙古高原东部，形成一个向南开放的马蹄形森林带。这一森林带的木材蓄积量很大，其中森林分布以吉林最多，黑龙江其次，辽宁最少。清末民初，东北林木资源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多被关注和大力开发，导致成片的森林被砍倒，大量优质木材被外运。

　　东北林木被大面积采伐，与晚清政府实行的放禁政策密切相关。清末，清政府调整在东北地区长期施行的封禁政策，从内地招民垦荒，以充实边疆和增强抵御列强窥伺的能力，实现“辟利源而固疆圉”的目的。1895年东北全面放禁后，大量内地人口涌入东北，掀起了移民实边的浪潮。来自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等地饱受水旱灾害的民众结队成群，“弟挽于前，兄推于后，老妪倚杖，少女相扶”，肩背相望前往东北，数十年间东北人口增长近2000万。他们在东北修房建屋、垦荒辟田、砍伐树木，促进了东北林木资源开发。为满足国内各项建设用材的需要和收取更多木材税、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先后开办大东木植公司、祥裕木植公司、扎兰屯森林木植公司、吉林林业公司，管理鸭绿江流域、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边缘地带的林木采伐和木材运输。北洋政府时期，东北林木收归国有，政府通过发放伐木照票来增加财政收入，以致伐木公司、山场、砍木人、木材商、木把头、料栈的数量明显增加，采伐区域不断扩大，采伐优质木材的数量大幅增长。此时，中国官民主导的东北林木资源开发多处于广泛分布、零散无序的状态，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但他们已是开发东北林木资源的主要力量。

　　俄国是觊觎和掠夺东北林木资源的第一支外来力量，主要采伐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林木。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东北领土，侵占了6819多万公顷的茂密森林。1895年后，俄国又在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及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沿线和长白山地区大肆伐木。尤其是俄国修筑中东铁路时，从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和长白山地区肆意伐运，木材被编成木筏顺流而下至哈尔滨等地，“以充建筑家屋及铁道枕木之用”。之后，俄国成立东亚商业公司、辽东木植公司、俄国远东木材公司，采伐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森林；与黑龙江省铁路公司订立伐木公司合同，骗取呼兰河流域约12.6万公顷森林；与袁世凯政府签订合约，攫取东线林场、淖尔林场和岔林河林场20多万公顷森林。至1912年，俄国侵占东北森林约123.2万公顷。1916—1923年，中东铁路局采伐了中东铁路东部林区（哈尔滨至绥芬河段沿线林区）约45万根枕木、约28万根圆木和约12万立方米木柈。俄国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东北地区大量森林资源，肆意采伐长白山地区和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林木，用来建造中东铁路和房屋或运销东北、海参崴等地，以致中国大量利权外流。

　　俄国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刺激了日本效法。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垂涎已久，在初步调查了中国东北森林资源情况后，与中国商人合办清日义盛公司，大力采伐鸭绿江右岸的林木。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南满”，抢夺和运销本属中国的数十万件木材，并成立军用木材厂、安东木料公司、吉林贸易公司，强占和掠夺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流域的林木资源。日本还与清政府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并单独创办华森制材公司、丰材股份有限公司、黄川采木有限公司，不断蚕食鲸吞奉天、吉林两省的林木资源，削弱和排挤当地木材商，成为“南满”地区林木资源的绝对控制者。一战后，俄国势力在东北逐渐收缩，日本趁势向“北满”扩张，采取合资、合办、租借等方式侵占了黑、吉两省林木资源，取得了俄国在“北满”的林业主导权，继而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北林木资源的采伐权。日本不断向东北渗透，通过合营、独立经营等方式攫取中国东北的林木资源，把势力范围从“南满”扩及“北满”，压制和排挤中、俄两国采伐东北林木资源而占据垄断地位。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由于中国官民的无序开发，特别是俄、日两国的肆意攫取，成片的林木被砍倒，人类活动也从东北地区的南部扩展到中部和北部边疆地区，并逐渐深入广大荒野山林。1905年前往东北考察的清商部员外郎魏震等人看到，“滨河及陆运交便之针叶林木被砍伐殆尽”，采伐区延伸到离交通便利处数十里之外的偏僻之区，并不断沿着各山沟向山顶推进。总之，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茂密森林逐渐呈现锐减之势，特别是红松、黄花松、云杉等优质耐寒针叶林木被肆意采伐而大幅减少。

　　东北林木资源被肆意采伐的直接结果是大量优质木材输出。原木被加工成枕木、坑木和建筑用材后，除用于修筑中东铁路和当地各项建设外，还通过铁路、公路、河流和海路运销关内外乃至国际市场。沈阳、安东（今丹东）、大东沟、大连、营口、哈尔滨、珲春是木材运销东北、华北、上海、伯力、海参崴等地的重要转运中心。沈阳木材市场以红松和杉松为大宗，主要销往辽西和天津、北京；鸭绿江畔的大东沟、安东木材市场以红松方材、板料和杉松原木为大宗，主要运销营口、大连、天津、烟台、威海、青岛和上海等地；松花江畔吉林、哈尔滨木材市场的木材，主要销往长春、哈尔滨、伯力和海参崴等地。据统计，1910年至1931年9月，黑、吉两省林木被伐运1亿立方米以上。其中俄国1910—1921年采运中东铁路沿线林木6618.7万立方米；日本1924—1931年采运黑、吉两省林木763.7万立方米，1910—1931年采运鸭绿江、浑江流域林木2023万立方米。

　　天津、上海分别是近代华北、华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贸易港口，也是华北、华东地区木材的重要集散地。大量东北木材运到天津、上海后再分销至各地，在华北、华东各地木材市场上长期占据优势地位。1905年日本的坂田长平在调查天津木材市场时发现，华北地区大部分木材来自大东沟，采伐自长白山和鸭绿江流域。不过，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局势变动深刻影响到东北林木的采伐、加工和运销。例如，在日俄战争期间，因东北木材无法外运，华北、华东地区不得已选择购运产自美国、加拿大的花旗松等外国木材，这也为外国木材趁势输入和抢占华北、华东木材市场留下可乘之机。

　　美国、加拿大的花旗松能迅速填补华北、华东市场，源于它与东北的大宗木材同属耐寒针叶林木材，共性多、可替代性强。花旗松又称俄勒冈松、道格拉斯冷杉、北美黄杉，材质优良、用途广泛，可与东北红松、黄花松木材相媲美。东北森林多是以耐寒针叶林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其中耐寒针叶林面积和材积量均居全国首位。东北耐寒针叶林木包括黄花松（又名落叶松）、雪松、红松、鱼鳞松（又名鱼鳞云杉）、冷杉、杉松等，阔叶林木包括珍贵稀少的黄菠萝、水曲柳和椴树、杨树、柳树、榆树、桦树等。其中，耐寒针叶林木纹理通直、材质致密、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强，可作栋梁、墙壁、屋椽、棺木、车轴、枕木、电杆、桥梁、火柴等用材，价值巨大；除黄菠萝、水曲柳、青冈、核桃木和部分桦木外，很多阔叶林木材质松软，利用范围和价值较小。所以，他们开发东北林木资源时主要采伐、运销红松、黄花松、云杉等耐寒针叶林木材。

　　但是，花旗松木材价格较高，一旦东北社会基本稳定、商路畅通，东北木材仍以价廉质佳而畅销华北、华东等地。尤其是东北林木经过日本先进的制材技术的标准化加工后，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花旗松在华北、华东木材市场的扩张，甚至“稳步地将美国（花旗松）木材排除在亚洲之外”。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已在鸭绿江右岸建立31家制材所，在吉林建立7家制材厂，拥有东北地区绝大多数的锯木器械，实现了制材完全机械化，每年制材约18万立方米。

　　总之，东北放禁后，林木资源的经济价值和潜力被释放，多种力量竞相采伐和运销东北林木，满足了东亚各地木材的需要。尤其是日本借助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逐渐排挤中、俄两国势力，单独掌控东北林木采伐、加工和运销，使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木材市场长期占据优势地位。

　　二、 九一八事变后向西部边疆寻找优质林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东北木材输出的路径发生整体性变化，运销到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的东北木材数量迅速增加，运销到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数量急剧减少，导致花旗松木材输入中国的数量逐年增加，进而东亚地区的木材贸易格局发生显著变化。1931年9月后，日本迅速掌控了苏联控制下的东北森林和黑、吉、辽三省约144.1万公顷的国有林和大量公有林，几乎将中国势力排除在东北木材贸易各个重要环节之外，完全垄断了东北林木资源的采伐和运销。为了满足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的建设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开展林野实地调查和航空摄影调查，根据树种配置、地理状况、地方产业、交通运输等情况整理林场权，把东北森林划分为16个林野经营地区和125个林野事业区，利用鸭绿江采木公司、札免采木公司、中东海林采木公司、“满洲”林业株式会社等加大力度采伐林木，大量运销到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伪满洲国和日占区。伪满洲国“外国”贸易年报对1932—1937年东北木材输出量进行统计，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可知，1933—1937年东北木材运销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的数量基本呈逐年递增的趋势，5年间增加2.24倍，并且每年销往朝鲜半岛的数量远超销往日本本土的数量，占每年总数87%以上。1932—1937年，东北木材运销中国（含东北）基本呈逐年递减的趋势，6年间减少至1932年数量的18.4%。从1935年开始，东北木材输往日本的数量超过输往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数量总和，其后两者间的差距逐渐扩大至2倍多。据后来农林部粗略统计，全面抗战期间日本采伐东北林木约6422万立方米。可见，日本垄断东北林木的采伐、加工和运销后，由于对木材的大量需求而直接改变了东北木材的主要流向和销售路径，导致东北木材在华北、华东市场上的数量急剧减少。

　　同时，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花旗松木材再次大量输入中国，迅速填补了华北、华东木材市场的空缺。1931—1937年，华北、华东木材市场每年进口以花旗松为主的耐寒针叶林木材超过10万立方米，入超30万元左右，而上海木材市场进口的花旗松木材数量更是超过从其他国家进口木材的总和。日本掠夺东北木材，并运销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导致中国利权大量流失，花旗松木材的大量流入又加剧了利权流失的程度。因此，从国内其他地方寻找新的耐寒针叶林加以开发和填补漏卮，势成必然。

　　既要减少外国木材进口和挽救利权流失，又要满足国内木材需要，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发出通令，要求各机关单位、工矿企业、建筑公司等开发和利用“国产木材”。故而，寻找新的优质林木尤其是大量耐寒针叶林木，成为主管林业的农矿部、实业部等亟须解决的问题。由于全国耐寒针叶林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部的川康甘边区，所以，东北沦陷后寻找优质耐寒针叶林的目光就投向了川康甘边区。根据耐寒针叶林木对温度、气候、土壤、降水量等自然条件的要求，其可能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东北部边缘海拔2000米以上“常年温度益较低下，有终年为云雾所笼罩者，有积雪不消达四五月之久”的地方。据此标准，西部的耐寒针叶林应该主要分布在横断山脉、秦岭、祁连山等高山深谷中，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四川、西康、甘肃诸省，是当时政学各界眼中的西部边疆地区。

　　1930年12月，由工商部和农矿部合并而成的实业部，下设林垦署掌管全国林业，但在当时尚无法对全国林木资源展开全面调查，尤其是耐寒针叶林集中的西部边疆诸省仍处于各地方军阀控制之下，国民党中央势力并未真正深入，各项调查和开发工作难以有效实施。即使一些林学家在地方政府和学术团体组织下考察了当地的林木资源，发表了调查报告并提出开发建议，也只是涉及个别林区。无论是梁希对浙江天目山林木资源的调查、蒋英对两广林木资源的调查、郑万钧对江西庐山林木资源的调查，还是受聘担任陕西林务局副局长的德籍林学家芬次尔（Fenzel）多次“登太白，越秦岭”对陕西林木资源的调查，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或集中于某山脉、某江河流域，或集中于一两个省，基本局限于国民党中央权力直接掌控的地域范围内，广大西部边疆几乎是调查的空白地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边疆危机也日益加剧，国民党中央势力逐渐控制西北，中央政令得以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施行，这也为西北边疆林木资源调查奠定了重要基础。1935年年初，实业部公布《林务规则》11条，咨请各省市拟定具体林业计划纲要。林木资源调查是制订科学林业计划和合理开发的先决步骤，正如任教金陵大学森林系的任承统所言，“森林建设之第一步工作，尤以调查为先，盖非经调查不克以知各处特殊问题之所在”。当时的调查方法主要是带形标准测量法和轮形标准测量法。前者是先至需要观测的山林对面的山上观察该处的山川形势和林木资源概况，再在该处山林中选择一条适中的路线进行观测，并将该路线观测的结果作为整片山林的概况，即用典型个案代表整体；后者是在山林中选择一个中心，然后从中心朝不同方向分途观测，再将各路所得平均结果作为整片山林的基本结果，即用平均结果代表整体。调查人员详细记录观察和测量所得的结果并相互讨论，最终形成一份反映林区初步情况的调查报告。

　　林木资源调查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依靠林学工作者的科技支持。因此，西北各省纷纷聘请林学专家前往调查林木资源状况，编订科学的林业计划纲要。例如，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即邀请芬次尔前往甘肃，考察林木资源，拟订全省林业计划。1935年5月24日，芬次尔应邀率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林学教师白荫元从西安出发，经天水前往兰州，沿途考察了零星分布在渭河流域和兴隆山、马衔山一带的林木资源。其后，他们又应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之邀，考察了贺兰山和黄河沿岸的林木资源。随即，他们转赴甘肃永登，以及青海大通、乐都、西宁、贵德和甘肃南部等地，考察了河湟洮岷地区的林木资源。此次考察名义上涵盖甘宁青三省，实则仅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忽视了祁连山、白龙江流域等地的茂密森林，属于初步掌握概况的整体性考察。

　　通过此次考察，芬次尔草拟了《甘宁青三省林业志大计》，完成了《西北造林论》《甘宁青三省林政之概况及其改进刍议》等。在这些文章中，芬次尔先从全国视野指出，西北耐寒针叶林木是“中国各处所需而又为各处所无者”；又从整个北方视野指出，洮河流域的耐寒针叶林是中国北部的重要森林，也是“西北唯一扩张甚大，及可供利用之林区”。尤其是东北沦陷后，优质林木“尽为外人所掠夺，中国经济上实受莫大之损失，此外中国内部，极少此种林木之存在”，揭示出洮河流域以云杉、冷杉和黄花松为主的耐寒针叶林具有的稀缺性和重要价值。洮河流域的林木成为经专家调查在西部边疆找到的第一块优质林木，可弥补东北沦陷后国内各项建设对优质木材需要的不足。一旦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可以抵御外国木材大量流入。由此，开发西北边疆的林木资源，被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赋予了重要价值。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川政统一，结束了四川长期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开始将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根据地加以经营。为此，邀请程绍行等林学家调查川康地区的森林资源，发现当地的林木因地势高低、气候冷暖和采伐程度的差异而分成若干群落，垂直分布特征明显。如，大量云杉、铁杉等耐寒针叶林木分布面积广、积材量大，可依靠水运之利，开发价值大。川康地区的林木成为在西部边疆发现的第二块优质林木。无论是芬次尔等人对甘、宁、青三省林木资源的调查，还是程绍行等人对川康地区林木资源的调查，都显得比较粗略，属于掌握整体情况的初步调查，缺乏对各地区森林面积、分布形态、树木大小、材积多寡等具体情况的调查统计。不过，这些调查结果足以验证之前农矿部和实业部的基本判断，即西部边疆拥有大量耐寒针叶林，并且明确了西部边疆优质林木的来源地，为接下来林木资源的进一步调查、开发和利用指明了具体方向。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向西南、西北转移，进一步推动了西部边疆林木资源的调查和开发。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下设农林司掌管全国林业，四川、甘肃、陕西、宁夏、西康等省成立了农业改进所，统筹办理本省林务。为了给抗战各项建设提供优质林木资源，中央和地方林业机关选派林学专家前往川康甘边区，重点对耐寒针叶林展开详细调查。1938年9月1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下设的岷江林管区指派副技师谢开明、技术员盛光举等人前往岷江上游调查森林资源，查得该地的森林总面积约16.5万亩，成材树木140余万株。中国西部科学院植物部主任曲仲湘奉四川省建设厅委派前往青衣江流域调查天全、宝兴两县17处森林，发现该地的森林总面积523万多亩，成材树木约1821万株，总材积量为3714万立方米。林学家邓叔群则受中央农业试验所之邀调查大渡河流域汉源、越雋、九龙、泸定四县的森林，发现该地拥有成材树木1649.6万株，总材积量为3913万立方米。1939年6月，林业技术专员程景皓和郭普受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和省立兰州农业职业学校联合委派前往洮河流域调查，得知该地森林总面积约2800万亩，总材积量为约3亿立方米。

　　通过对川康甘边区林木资源的调查，国民政府基本掌握了这些地区的林木分布、林区面积、树种、材积量和开发状况等。那些人口稠密、靠近河流的地区，由于商民滥砍滥伐，早已沦入“无山不兀，无林不坏”的窘境，而西部边疆人迹罕至之地的林木资源却十分丰富。这些科学调查的结果不仅佐证了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北部边缘地带、川康甘边区拥有丰富的优质林木，还逐步明确了材质优良的耐寒针叶林大面积分布在西部边疆的岷江上游以及青衣江、大渡河、洮河流域，为西部边疆林木资源调查、开发和利用走向深入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耐寒针叶林面积广阔、材积量巨大、水运便利，且有一定开发基础，一经合理开发便可源源不断地供应抗战大后方各项建设。

　　三、 开发林木与支援抗战建国

　　林木资源调查的重要目的是开发利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和东中部地区先后沦陷，海运被切断，已无法进口木材。然而，当时西迁的军政单位和工矿企业的各项建设对木材的需求量却迅猛增加。为了统合全国林木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以满足抗战建国的各项需要，1940年年初国民政府成立农林部，掌管全国农林行政事务，任命陈济棠任部长、林翼中为政务次长、钱天鹤为常务次长。农林部下设林业司负责全国林务，先后在西部边疆重点林区设立9个直属农林部的国有林区管理处，选派林学专家担任管理处主任、技正、技士、技佐。他们会同地方政府和各林业机关加强了对西部边疆林木资源的调查和开发管理。因为只有合理采伐，将这些木材转化为各项建设的材料，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且不破坏生态平衡。

　　随着边疆建设和林务推展，农林部直接办理或招商承办，或官商合办，或与资源委员会、军政、交通等部委合作，大规模开发利用川康边区岷江上游、大渡河、青衣江流域，甘肃洮河流域、祁连山等地林木资源的条件已经成熟。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重庆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农林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从川康甘诸省的边疆地区寻取木材，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也计划投资以西部边疆重点林区为依托建设国防木材，生产枕木、飞机木材、胶板、锯木等，以满足抗战大后方重要工业建设的需用。所以，农林部及其各国有林区管理处经营管理西部边疆森林，编订和实施林业规范、方案，把林木的采伐权和运输权继续交给木材商号、伐木公司和用材单位等，督导他们合理采运西部边疆优质林木，以满足军民各项建设事业的木材需要，有效地支援抗战大业。

　　1.川康边区林木助力西南军工建设

　　抗战全面爆发前，就有许多木材商号、伐木公司汇集于岷江上游，大规模采伐理番县来苏沟和孟屯沟等地的林木，以满足四川各项建设需要。据统计，1931—1937年各商号共采伐木材148万余立方米，其中松茂荣采伐38万立方米，利森采伐10万立方米，泰和采伐26万立方米，松泰采伐36万立方米，诚记太和采伐3万多立方米，利川采伐15万立方米，和记采伐10万余立方米，信成公采伐10万余立方米。这只是各商号漂运收到木材的统计数据，外加运输折损和存山数量，实际采伐量还要多。

　　抗战全面爆发和国府西迁后，大量机关单位、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科技团体以及250多家工矿企业内迁重庆和四川。加之原有和新建的各种机关单位、工矿企业以及本地和内迁的数千万民众，无论是房屋修造还是交通建设、工矿企业建造和生产都离不开木材。“一切兵工器材之需给，军事国防之建设，在在是赖”，优质木材需求量急剧增长。

　　资源需求推动资源开发，许多木材商号和伐木公司前往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流域采伐林木，主要砍伐的是用途广、销路好的云杉、冷杉、铁杉等耐寒针叶林木以及一些用于军工的桦木、青冈、核桃木等阔叶林木。木材商一般每年农历三月开始雇人进山砍伐，至九月开始下雪时停止采伐，并在河水大量减少前把木材漂运到下游。但在西南边疆地区，夏秋季节采伐的木材一般质地不佳，因为清明至立夏采伐的木材容易生长黑斑，而夏季采伐的木材质地疏松易裂易断，只有霜降至春分期间采伐的木材质地坚硬，质量最佳。随着抗战大后方建设需用木材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各木材商号和伐木公司开始增设“冬班”，在深秋和冬季大雪封山时仍让部分工人继续在山中采伐，增加采伐数量。

　　由此，岷江上游木材出产数量激增。据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统计数据，从1937年约45万立方米增至1940年约106.5万立方米，平均每年增加约20万立方米。在成都木材市场约284.5万立方米木材总量中，采自岷江上游者占比达到92.8%。岷江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成立后，依照法规办理伐木登记申请手续，适度控制采伐林木数量，规范林木采伐方式，减少和杜绝滥砍滥伐。所以，各木材商照章前往办理伐木登记，申请伐木许可证，获准砍伐的数量有所减少。例如，1942年远成实业公司及松泰、信成公、泰济、仁和、利济各木材商号获准在岷江上游采伐森林面积84—100亩，选伐树龄150年以上、胸高直径1尺以上的树木1200—1300株。据统计，1941年岷江上游林木采伐约60万立方米，比1940年减少了77.5%；1944年采伐约40万立方米，比1943年减少了80%。综之，全面抗战时期，岷江上游木材采伐量经历了从激增到猛降的过程，即西迁初期修建大量军政机关和工矿企业急需大量木材，促使木材采伐量迅速增加；但是，随着部分军政机关和工矿企业建设完成以及林业机关对木材采伐的管控加强，木材需求量和采伐量均明显下降，最终基本持平。

　　青衣江流域林木采伐数量增减与岷江上游的情形一致，均以1941年为分水岭。青衣江流域的木材主要从洪雅、雅安、荥水、芦山、天全各县输出。全面抗战初期，来自乐山、重庆等地的木材商和用材单位多派人驻扎在各木材集散中心，专门采购木料。1938—1940年平均每年输出林木18万株，合计5.33万立方米。随着部分工矿企业建设初步完成，木材需求量有所下降；加之青衣江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加强木材采运的管理，木材输出量明显减少。根据1941年8月至1942年9月青衣江畔两个最大的木业集散中心徐嘴、雅安两地木材税收统计数据推断，青衣江流域输出木材3.85万立方米，比之前减少了1.48万立方米。

　　木材一经采伐就进入运输和销售环节，成都、乐山和重庆是川康地区木材运销的重要集散市场。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出产的木材在成都、乐山市场交易后，经宜宾水运至长江上游地区，以转运到重庆为大宗，平均每年外运4.44万立方米。随着西迁各机关单位、工矿企业开始大规模建设和投产，许多单位都派专人前往川康地区采购木材。1941年4月，资源委员会购料委员会课员萧迪前往青衣江流域购买了木料1034根和柏木筒180件，汇集在乐山辜李坝后统一筏运至重庆。1943年年初，长寿电厂请岷江电厂筹备处帮忙从乐山循记木行订购了500根杆材，水运至长寿。无论是木材商运销重庆、成都、乐山的木材，还是各单位派专人采购的木材，都大量供应于军事、航空等领域，支援了抗战大后方的建设。

　　一些木材被用于军工厂房、办公场所、职工宿舍等项目的建设。自1938年开始，兵工署第一、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五十兵工厂陆续内迁重庆和四川，先后购运了大量木材修建厂房和宿舍。其中，兵工署第五十兵工厂迁至重庆江北郭家沱后，从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流域购运了大量优质木材，先期修建了制炮所、弹夹所、引信所、木工所的厂房，职员和士兵等人的宿舍及石趸木桥1座，后期继续采购木材，修建厂房6500平方米，以及办公室和职员宿舍。

　　一些优质云杉、铁杉木材被用于飞机制造。航空委员会第二、第三飞机制造厂分别位于重庆南川和成都沙河堡，第一、四、八、十一飞机修理厂分别位于成都新津、重庆广阳坝、成都簇桥和昭觉寺，航空层板制造厂位于成都泡桐树街。经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研究测试，产自川康甘边区的云杉、铁杉木材富有弹性、强度较大、质轻而坚，是制造飞机机身、机翼、尾翼、机桴最好的国产木材。各飞机制造厂和修理厂对那些端直无任何瑕疵的云杉、铁杉木材需求量大，派专人到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流域进行采购。

　　一些桦木、青冈、核桃木木材被加工成枪托和手榴弹木柄，支持了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等军工武器生产。枪托是步枪、轻机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纹理、硬度、耐磨性、耐潮性等要求较高。普通木材经烘烤、脱蜡、层压等加工环节，会逐渐变得弯曲，进而使枪管随之弯曲，“致使射击精度不好”；而核桃木、桦木则是很好的选择。据兵工署统计，全面抗战时期各兵工厂生产了近40万支中正式步枪（又称七九步枪），其中1939年生产约81670支，1940年54510支，1941年39000支，1942年59200支，1943年66831支。木柄手榴弹是在卵式手榴弹基础上多加一个木柄改造而得，所用木材主要是核桃木、桦木、青冈等。抗战全面爆发后，木柄手榴弹在西迁和改建的各兵工厂多有生产。如，1939年位于重庆鹅公岩的第一兵工厂生产了24万颗、位于四川铜锣驿的第十一兵工厂生产了60万颗、第四十一兵工厂生产了108万颗。位于重庆南岸王家沱的第三十兵工厂是木柄手榴弹的重要生产基地，1938年10—12月生产了16.91万颗，1939年生产了153.49万颗，1940年生产了60.61万颗，1941年生产了108.64万颗，1942年生产了96.37万颗，1943年生产了75万颗、1944年生产了63万颗，1945年生产了78.3万颗。可见，川康地区林木资源经大规模开发后，大量供给于西南（主要是四川和重庆）军工建设，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2.洮河流域林木助力西北工矿企业和交通通信建设

　　洮河流域林木资源的早期开发多为零星采伐，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大后方各项建设对木材的需求量也猛增。世裕木厂、祥泰公、复兴成、西北木厂、复兴西、庆泰、恒泰等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木材商号和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纷纷前往洮河流域大规模伐运木材。当时主要有租山、卖台子、剥拨头、卖熟货四种采伐方式：租山，即木材商与林主订立定期或不定期租山契约，在一定年限内肆意采伐，甚至砍伐殆尽方才归还；卖台子，即木材商与林主商定伐木时间、范围、林木大小和价格后，自行组织采伐；剥拨头，即木材商与林主商定，采伐的木材双方按比例分取；卖熟货，即木材商从林主手中购买已去梢去皮的原木。木材商与林主商定采伐方式、数量和签订合同后，与揽头商定采伐地点、数量、交货时间，揽头拿着木材商支付的部分现金招雇工人、携带工具进山采伐，然后将木材运至指定地点。洮河干流与粒珠沟、拉力沟、卡车沟、车巴沟、纳浪沟、大峪沟等支流交汇的沟口都是木材商与揽头约定的交货地点，也是各木材商和木材公司设置采购组或采购员的地方。洮河流域采伐的林木亦以耐寒针叶林木为主，由木材商主导和具体负责，林木采伐量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也是迅速增加。

　　然而，大规模的林木采伐导致交通方便且林相优良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时人发现，“昔日洮河沿岸葱郁之区，今已成童山荒凉之地”；采伐区还不断向洮河上游、各支流区域扩展，以至仅在深山狭谷、陡坡峭壁之处才留有部分优质森林。随着大材数量明显减少，木材商只得大量砍伐胸高直径不足20厘米的小材。林木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在短时间内肆意采伐必然摧残林相，破坏生态平衡。

　　1941年8月，洮河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在甘肃岷县成立后强化森林管理，保留了木材商号和伐木公司享有的林木采伐权和运输权，但要求他们在采伐林木前需依照法规递交申请书、领取伐木和运材许可证，严禁“剃头式”皆伐、戕伐，遵行径级择伐和小材禁运规则。后来，洮河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逐渐减少批准采伐数量，并在拉扎河口、野狐桥、新堡、黄家路、门楼寺等地设立工作站严加管理、查验和监督。由此，林木伐运变得有序，茂密森林向僻远之处退却的速度也有所减缓，木材砍伐量和输出量均明显减少。据统计，1942年洮河上游采伐林木24.5万株；中游莲花山林区采伐6万多株，支流冶木河流域采伐10万余株，支流洋沙河流域采伐2万余株，合计42.5万多株，比此前每年采伐50万株以上，减少7万多株，且其后采伐量逐年减少。可见，抗战全面爆发后，洮河流域林木采伐在数量上的变化与川康地区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亦以1941年为分水岭，明显呈现从增到减趋势。

　　洮河流域的林木运输主要选择陆路和水路，也与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流域的情况基本一致。陆运主要是用人力、畜力把分段的原木运送到水运便利的地方，或用畜力和汽车运送至部分城镇、工矿企业和建筑工地。水运是借助水流向下游输送，分为单漂和筏运两种：“单漂”即单根管流，适宜在狭窄的河道运输；“筏运”即把木材编成排筏，在宽阔河道运输。据时任甘肃临洮寒假小学教师讲习会讲师的王树民在卓尼采访一位丁姓木材商得知，“径尺以上者为大木，每七八根至二十五根结为一筏；径半尺左右者为中木，每七八十根结为一筏”，小木则四百根结成一筏。 筏运主要集中在4—9月，其运输的数量和速度受限于季节、水流量，以及河道的宽度和曲直等。1938年5月，时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的顾颉刚和王树民一同考察甘南时看到，木材商把采伐自莲花山林区的木材编成排筏，借洋沙河、冶木河下运至洮河，木筏“连翩而下，随流婉转，悠然有致”。野狐桥是位于岷县城西45里处的一处峡谷，也是洮河水运的关键点。上游顺流而下的排筏至此须解散，单漂通过后再结成排筏往下游输送，故有大量木材滞留在野狐桥，以致木材商以此分为上水、下水，上水运输困难，而下水运输相对容易。

　　每年数十万株优质林木在运出洮河流域的崇山峻岭后，经岷县、临洮、兰州、天水等集散市场，输送至西北大后方一些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军事营地、建设工地等，成为各项建设的重要材料。

　　一些木材被运至兰州、临洮、天水和岷县等地，作为火柴厂、木材厂的原料及煤矿、房屋、仓库的建筑材料。抗战全面爆发后，甘肃火柴业迅速发展，兰州、岷县等地8家火柴厂购运洮河流域等地的木材，扩大生产，总资本从七七事变前的12.4万元增至174.9万元，工人增至422人，年产火柴增至3740箱。当时，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省政府合资组建甘肃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设1家锯木厂和1家木材厂，加工和运销来自洮河流域等地的木材。中国银行兰州支行、甘肃省建设厅手工纺织业推广所也通过复兴成、祥泰公木材商号和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从洮河流域购运木材，用作修筑防空仓库和工棚。兰州阿干镇煤矿管理处派陈汉英前往洮河上游，商同卓尼设治局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采伐木材2800余根，水运至兰州后转运到火洞坬煤矿，解决了矿井内梁柱木料不足的问题。国民政府军委会在临洮县东校场新建中央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该校主任刘任派人从洮河中游莲花山林区购买林木2万株和椽子3万余根，由当地政府组织民众驮运而出，保障了校舍建设。1942年12月，资源委员会下属天水电厂开工建设时，通过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从洮河流域采伐大量木材运至天水东郊五里堡，修建办公室、职员宿舍、仓库、饭厅、工人宿舍、传达室、住宅等。抗战时期，甘肃境内的工矿企业生产建设和军民设施修造所需大量木材，主要出自洮河流域。

　　还有一些木材，或被加工成电线杆柱，成为连通和保障战时西北邮电通信的主要材料；或被运往建筑工地，成为架设桥梁、打通西北战略公路的重要资源。为架设川甘联络线天水段，交通部甘宁青电政管理局派总务课课长万幼璞前往洮河流域上游的卓尼拉力沟购运木材，将所需伐运的木材以每根6角的价格承包给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司令部安排数十位当地民众入林砍伐，然后把木材扛运至河边，再单漂至拉力沟沟口交货，经万幼璞等人验收后送至天水，加工成架设电线的杆柱。不久，该局又派裴致前往卓尼拉力沟砍运7000根电杆，经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协调和地方政府配合，以每根7角的价格调集民工采伐，顺利完成任务。（临）洮天（水）公路工程队队长郭铿若主持修建渭河大桥及其他小桥时，也从洮河流域购得所需大材898根，经甘肃省民政厅、建设厅等协调和增加运价后，由岷县民众用双牛车运送至工地。可见，洮河流域的木材有力地支持了西北大后方军事和民用设施的建设，为大后方信息传递、物资配送和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3.祁连山林木助力玉门油矿开发

　　玉门油矿是抗战时期西北大后方重点建设的油矿，也是十分重要的国防工业，其建成投产关系到抗战大后方交通运输燃料的供给。1938年12月，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率队前往祁连山玉门油矿区，“着手调查地质，勘探油苗，测量地形，择地开凿”。1939年4月，玉门油矿开始出油。蒋介石、钱昌照、翁文灏等对玉门油矿高度重视。经多方协调，1941年时已建成投产8座矿井、3条平巷、5座炼油炉，年产原油2962348加仑。至1942年8月，玉门油矿已有员工7000余人，产原油约1000万加仑，冶炼汽油90余万加仑、煤油40余万加仑、柴油20余万加仑。这些石油产品供应了大量飞机、汽车、工厂的需用，为抗战大后方建设、维持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和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玉门油矿矿厂、员工宿舍的建设离不开祁连山林区的大量木材。随着矿厂建设、员工人数增多，加之当地并无民房可用，玉门油矿需要新建所有房屋，“所需木料，须远自张掖、敦煌运来，均有三百余公里之遥，大车往返，动辄数月”，以致木材采购和运输均十分困难。起初，玉门油矿总经理孙越崎向驻守张掖的国民党军第一百师韩起功部订购了7万余根木材，支付国币10万元，但后者迟迟无法运达，影响到油矿工程建设的进度。为此，孙越崎向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求助。谷正伦认为，祁连山林区须加以保护，玉门油矿所需木材“仅属一时建筑之用，非为燃料”，可从青海和洮河流域设法购买。然而，若从青海或洮河流域采买木材，距离都在千里之外且几无水路运输，只能依靠成本高昂、技术落后的陆路运输，不仅增加了木材购运成本，还会影响油矿建设工期。

　　1942年8月30日，蒋介石视察玉门油矿，特批玉门油矿可利用祁连山国有林木，大大推进了林木采伐工作。1943年1月初，孙越崎将需用木料的种类、数量、大小、采伐地段等呈请经济部转咨农林部再饬刚成立的祁连山国有林区管理处，发给入山砍伐木料特许证，以便就近从酒泉南山一带采伐。根据所列清单，油矿局所需木料皆为耐寒针叶林木，其中椽材15万根、梁柱5.5万根、大梁6000根、方材5万根，合计26.1万根。油矿局工程队先选中了离矿区较近、离公路不远又便于运输的白河源、三山口林区。但该林区是金塔、酒泉等地的水源林，因近年砍伐过度，林木稀疏已不能涵养水源，严重影响当地农田水利。因此，祁连山国有林区管理处认为该林区不能采伐，建议前往丰乐河、摆浪河、黑河上游采伐，管理处可选派技术人员会同油矿局工程队先行勘察，分区后按规定进行匀伐，多留优良母树，一边砍伐一边栽植，既不耽误工程建设，又不损害河西各县的水源地。另外，祁连山国有林区管理处和甘肃省政府都认为油矿局所需26.1万根木材数量甚大，如在短时间内完成采伐，必然严重破坏林相和生态平衡，希望尽量减少采伐数量。油矿局则认为，这些木料“确系工程所需之最低数目”，不能减少。经济部与农林部、财政部多次商议后，油矿局获准按26.1万根采伐数量领取入山砍伐特许证，定期派队砍伐，财政部甘青税务管理局酒泉分局则按最低成本征税，以示对国防工业建设的支持。随后，油矿局派张掖运木料办事处主任王德淦与祁连山国有林区管理处技士赵钻统、马天启和技佐刘步洲一同前往丰乐河、摆浪河、黑河上游一带勘查，再经甘肃省政府第三水利勘查队会勘后，开工采伐。由此，玉门油矿建设所需木材短缺的困难才得以解决。

　　至1943年10月，油矿局从祁连山国有林区采伐椽18.27万根，檩6.73万根，圆木1万根、大梁730根，共计26.073万根，与议定数量基本一致，财政部按特例免征统税。同时，国民党中央军调驻河西走廊后，蒋介石和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多次特批他们砍伐祁连山林木共计46.7万多株，以供军营建设之需。然而，经过这些采伐，敦煌至酒泉一带已无大面积天然林，酒泉至高台一带也仅有少量片状天然林，祁连山森林向东收缩，集中于张掖、民乐等县。可见，祁连山森林衰退的背后是大量木材被开发并用于抗战大后方的国防工业和军事建设，为抗战建国和西北国防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结语

　　东北本是森林富集之地，长期受清朝统治者封禁而得不到有效开发和利用。随着东北边疆危机加剧，清政府全面放禁、移民实边，大量内地民众迁入后修房造屋、辟田垦荒、砍伐森林，推动了东北林木资源开发。这也招致俄、日两国势力相继入侵，不断竞争式攫取和运销东北木材，使东北木材长期占据东北、华北、华东乃至整个东亚市场。林木资源只有被开发利用起来，才能产生巨大经济价值，与更广阔地域民众的生产生活建立起联系。但是，这种经济联系和区域联动会受到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无论是日俄战争导致国外的花旗松木材输入抢占华北、华东市场，还是日本借助军事强力、经济优势和先进制材技术帮助东北木材夺回市场，都加剧了各方对东北优质木材的重视和争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垄断东北林木资源开发和运销东北木材到日本本土和朝鲜半岛，直接导致东北木材迅速丢失在华北、华东市场的长期优势地位和大量外国木材输入，以致利权流失、漏卮日深。寻找和开发新的耐寒针叶林予以替代，进而供给国内市场和填补漏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中国林学家反复深入西部边疆展开科学调查，发现西北地区耐寒针叶林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洮河流域，西南地区耐寒针叶林主要分布在川康境内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流域。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西迁和木材需求量迅猛增加，木材商、伐木公司和用材单位等纷纷派人前往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洮河流域以及祁连山等林区采买、伐运大量云杉、冷杉、华山松等耐寒针叶林木和一些桦木、青冈等阔叶林木。西部边疆的木材源源不断供给于抗战大后方飞机、枪弹等军工武器的制造，以及煤炭、石油、火柴等工矿企业生产，交通通信网络的架设，屋舍、厂房、仓库、军营的建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向川康甘边区寻取林木资源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在林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从被动陷入困局到主动破局的成功调整与转变。东北林木被日本逐步垄断和运销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以及外国木材大量涌入造成漏卮日深，导致中国在东亚木材贸易中的自主性和优势丧失而陷入被动局面。为此，国民政府遴选林学家展开科学调查、设置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和引导商民开发西部边疆优质林木，满足了抗战大后方各项建设的木材需要，成功破除了日本侵略加深、外国木材进口困难与国内木材需求量猛增的困局。东北与西部边疆在林木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上的联动和接续，彰显了中国在面对外来侵略危机时具有的强大抗打击能力和自救能力。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逐步深入西部边疆，林学科技力量对西部边疆林木资源的科学化调查和管理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管理和汲取西部边疆资源的能力得到提升。不过，为满足全面抗战初期木材需求量猛增的实际需要而进行不合理的大规模开发，也使得采伐区不断向森林深处延展，林地面积大幅度缩减，造成了明显的林相衰败和生态环境破坏。抗战时期西部边疆地区的森林景观变化，蕴含着林木资源开发带有的战时性特征和功利主义色彩。所以，从林木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角度来认识这一过程，对丰富林业史、抗战史和边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王志通，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