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和事件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内容。相对于历史事件研究注重解读纷繁杂芜的史料、剖析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言，历史人物研究更加注重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不同的历史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持的立场有别，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可能迥然相异，因此，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往往会经历一个“构建—去魅—重构”的过程。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古典学与古代史教授阿尔伯特·布里安·博斯沃思（Albert Brian Bosworth，1942—2014年）对亚历山大的研究，就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历史人物去魅与重构的典型样例。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是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公元前336年继承王位，公元前334年率军东征，短短十年里缔造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的世界帝国，实现了前人从未成就的功业。正因如此，在古希腊罗马作家笔下，亚历山大备受推崇，逐渐从国王和军事统帅演变为英雄和半神。18世纪，欧洲大国从商业和航运业中获得巨大利润，亚历山大远征的商业后果开始受到关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亚历山大的远征引发了贸易革命，尤其是他计划通过巴比伦和波斯湾经营与印度的贸易。这一观点经威廉·罗伯逊、约翰·吉勒斯等史学家的强调和发展，亚历山大成为刺激东方经济转型的第一人。19世纪以来，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美化亚历山大的传统得以延续，亚历山大的英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英雄传统”。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勃兴，西方学术界的亚历山大研究开始了从“神化”到“去魅”的转向。博斯沃思是实现这一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站在后殖民主义史学的立场上，通过重新考证、辨析史料，批驳了德罗伊森以来美化亚历山大的传统，褪去了亚历山大身上的英雄光环。在此基础上，博斯沃思重构了一个符合后殖民主义学者认知的亚历山大形象。本文尝试探究博斯沃思“去魅”亚历山大的方法论，分析他重构亚历山大的贡献与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历史地评价亚历山大。
一、古典史学家的记述与“英雄传统”的出现
现存亚历山大史料中，对“英雄传统”有直接影响的是普鲁塔克和阿里安的作品。普鲁塔克在两篇演说《论亚历山大的运气或美德I、II》中，直接反驳了亚历山大的成就源于偶然好运的说法，并以诸多例证说明，是个人美德而不是好运成就了亚历山大，因为他拥有伟大的灵魂、非凡的智慧、节制和勇气，能够保持并合理运用权力。
普鲁塔克将亚历山大视为名副其实的哲学王。亚历山大不是到亚洲土地上劫掠的征服者，而是文明的传播者，“他的语言、行为以及教化，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起到了传播希腊文明、教化蛮族的作用：亚历山大在蛮族人的土地上建立了七十多座城市，它们把希腊的传统和法律传播到整个亚洲，使那里的人们摆脱了从前野蛮的生活方式；那些被亚历山大征服的人，比尚未被他征服的人享受更大的幸福，因为前者无力摆脱自古以来的悲惨状况，而后者因为胜利者的征服获得了更好的命运。
普鲁塔克相信亚历山大肩负统一世界的使命。亚历山大远征不是为个人过上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人类实现和谐与和平，成为利益共同体。“他相信自己是上天派来统治世界的，他是整个世界的调和者。凡那些不能通过劝说和解的，他就被迫采用武力，像混合酒那样混合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婚姻和社会习惯。他劝说人们把有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都当作他们的国家，把他的军营看作他们的堡垒和防御工具，将所有的好人视为同胞，坏人视为外人。”他希望人们服从同一种理性、同一个政府，所有人都成为一家人。如果不是神过早召回他，统治全人类的法律将会出现。
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被学界视为最可靠、最权威的亚历山大史料。阿里安的目的是通过再现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赞颂亚历山大的美德和功绩，为当时的元首乃至后世提供道德训诫。他以很多细节表现亚历山大勇敢无畏、追求荣誉、自我节制、对敌慷慨等美德。在他看来，亚历山大超乎一切凡人之上，因此，对远征过程中的各种天意、神助津津乐道，甚至宣扬亚历山大本身的神性。阿里安直言，即使亚历山大认为自己出身于神，也无可厚非，因为他的威望并不低于米诺斯、伊卡斯和拉达曼提斯，这几位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宙斯，而当时的人们也没有觉得任何不妥。
对于亚历山大烧毁波斯波利斯王宫等一些做法，阿里安表示了异议，但又认为，“无非是亚历山大在仓促之际或恼怒之中犯了过错，或是他在仿效东方式的骄矜方面走得远了一些”，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在阿里安看来，亚历山大是欧亚两大洲无可争议的主宰，他的名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任何在成就上不如他的人都没有资格批评他。他品德崇高，世所罕见。
普鲁塔克和阿里安笔下的亚历山大，对后世理解和认识亚历山大有巨大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亚历山大研究的“英雄传统”，究其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记述。这一传统开始于德国学者德罗伊森。作为当时普鲁士著名的政治人物，德罗伊森坚信，德国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统一。他在希腊城邦分立中看到了近代德国的影子，而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统一希腊、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扩展到东方，则让他看到了德国统一可以借鉴的模式，亚历山大成为他政治理想的代言人。1833年，他出版《亚历山大大帝》一书，从几个方面表达了对亚历山大本人及其远征的赞赏和肯定。首先，亚历山大不是一个冒险家，而是一个行动的英雄，他的征服有既定的目标，有清晰的计划，尤其在经济方面，他发行了新型银币，废除了波斯时期的实物税，开通了印度和巴比伦之间的海路，给亚洲带来了急剧、深刻的转变，这些都是他筹划实施的结果。其次，对被征服之地而言，亚历山大是解放者和建设者，他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在废墟上建设了一个新世界。他使波斯时期停滞的经济开始复苏、繁荣，他消除了胜者和败者的差别，使希腊人和蛮族人和解、交融，民族偏见消失，新的社会形式出现。德罗伊森称这个时代为“希腊化时代”：“我毫不怀疑，在希腊化时代，一种共同的文化发展起来了，从尼罗河到锡尔河河畔，都把同一种法则视作优良社会、文明世界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德罗伊森相信亚历山大开启了人类统一的序幕：我们有理由把希腊化称作第一次人类统一……即使帝国分裂为不同国家，仍在教育、文化、品味、风尚以及人类社会的不同层面保持着高度统一。最后，亚历山大在德罗伊森笔下实现了从人到神的升华：在亚历山大身上，希腊异教的神人同形论达到了它的最高形式，一个人成了神。由此，德罗伊森奠定了近代西方亚历山大研究的“英雄传统”。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德国学界对亚历山大的研究基本延续德罗伊森开创的路径。维尔肯（Ulrich Wilcken）是德罗伊森的崇拜者，他在其著作《亚历山大大帝》（1931年）一书中发展了德罗伊森的观点，认同亚历山大有发展经济的伟大计划：亚历山大要找到从印度通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海路，如果成功了，印度的贸易将与帝国西部的贸易联通起来，为帝国的商业活动带来广阔前景。他要在他的世界帝国内发展起世界性商业。他对亚洲和埃及的征服给经济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不仅影响到东方的希腊商人，也逐渐影响到希腊本土的经济发展。此外，维尔肯认为，亚历山大意识到马其顿人的数量不足以统治帝国，于是产生了融合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贝尔夫（Helmut Berve）也接受了德罗伊森的融合论，他在《亚历山大的融合政策》（1938年）一文中指出，亚历山大尊重波斯人，首先使他们在宫廷和军队中与马其顿人平起平坐，然后通过婚姻关系融合了两个民族，让这两个民族共同统治他的世界帝国。
德国学者的研究，在英国希腊化史学家威廉·塔恩笔下得到了呼应。塔恩在1926年出版的第一版《剑桥古代史》第六卷中，撰写了有关亚历山大的内容。1948年，他又出版两卷本《亚历山大大帝》，第一卷基本是《剑桥古代史》中的内容，第二卷以史实考证为主。塔恩接受普鲁塔克的说法，认为亚历山大作为暴君的负面形象来自逍遥学派，他们由于卡里斯提尼之死对亚历山大怀恨在心，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可信。在塔恩笔下，亚历山大理性务实、行为节制、尊重对手、同情属民、允许希腊人继续享受自治，征服的野心变成了实现人类统一的神圣使命感。他指出，亚历山大希望人们不分种族、不分制度，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服从宇宙间固有的共同法则；不是由于强制，而是由于个人意愿和爱统一在同一种社会生活中。亚历山大的通婚、建城等措施就是要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推进欧洲和亚洲的融合。公元前324年的奥皮斯宴会，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在宴会上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和谐友好祈祷。第一次宣告了人类统一和兄弟般的友爱。这种统一，激发了人们对真正的精神统一的渴望，促发了基督教的产生，而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文明，为基督教提供了赖以传播的土壤。显然，塔恩以普鲁塔克的修辞为基础，把亚历山大塑造成了一个以统一世界为己任的英雄骑士。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塔恩这种理想化的亚历山大形象被广为接受。
“英雄传统”视域中的亚历山大研究，有两个重要缺陷。第一，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决定力量。英雄人物和杰出人物是时代的产物，而任何一个时代，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物质生产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英雄人物的文韬武略，既离不开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也离不开广大普通士兵经年累月的征战和牺牲。但是，在“英雄传统”的研究中，他们消失在一系列统计数据中：亚历山大占领了多少城市，夺取了多少财富，俘获了多少敌人，这些似乎都是亚历山大一人之功。
第二，从殖民话语出发，缺乏历史事实支撑。无论德罗伊森强调的“希腊化”，还是塔恩提出的“人类统一”，都过度渲染了亚历山大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文明使命”是殖民话语中的核心概念。如萨义德所言，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所以，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在德罗伊森以来对亚历山大的英雄构建中，亚历山大远征就像近代欧洲殖民的古代版本，从那时起，欧洲就为那些陷入停滞的、毫无生气的国家带去了文明和进步。可见，“英雄传统”下的亚历山大形象不仅是史学家个人诉求和理想的表达，也具有鲜明的殖民时代的特征，成为“殖民合法化的幌子，帮助了那个时代的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但是缺乏历史事实的充分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后殖民史学的影响下，亚历山大研究发生转向，学者们开始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重新思考亚历山大远征，对“英雄传统”进行反思和修正，标志性事件是1958年恩斯特·贝狄安的《亚历山大与人类统一》一文的发表。贝狄安率先对塔恩的“亚历山大致力于实现人类统一”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塔恩的观点是误解、误读或对史料主观解释的产物。博斯沃思沿着贝狄安开创的研究路径，通过重新解读史料，对德罗伊森以来的“英雄传统”进行批判，实现了“去魅”亚历山大。
二、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去魅与重构
博斯沃思在亚历山大研究领域耕耘近四十年，成果丰硕，被公认为当代亚历山大研究的权威学者。他对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进行扎实研究，完成了两卷本《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评注》，并陆续出版了《从阿里安到亚历山大：历史解释研究》《征服与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等专题著作。在一系列研究中，博斯沃思着重批驳“英雄传统”宣扬的融合论，他在《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代的开创》《亚历山大和伊朗人》等文章中笃定地指出，没有可靠的古代证据表明亚历山大有明确的融合政策。融合论者的主要依据是亚历山大鼓励马其顿人和波斯人通婚、在军队中吸纳波斯人以及在东方建城，博斯沃思对这些证据进行了逐一批驳。
博斯沃思指出，亚历山大与罗克珊娜的婚姻以及苏萨的集体婚礼，本质上是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也是马其顿阿吉德王朝政治联姻传统的延续，不能作为亚历山大有意混合两个民族的证据。亚历山大希望混合婚姻的后代能被父母双方的家庭接受，以便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培养对他的忠诚。尽管苏萨婚礼的规模史无前例，但其根源在马其顿的历史和外交程序，并非文化融合的革命性实践。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也没有延续这种模式。
在军事组织方面，博斯沃思认为，起初亚历山大利用来自中亚总督区的波斯人，是由于他在印度战役中需要辅助部队；此后波斯辅助部队的作用，一是制约马其顿军队，二是作为军队的人力补充。但是，在步兵和骑兵中，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是以独立单位分开服役的，所以没有融合政策，反而存在一种有意的分化政策，使两个民族互相制衡。在《亚历山大与希腊化时代的开创》一文中，博斯沃思进一步指出，几乎看不到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团结友好的证据，亚历山大招募波斯人是为了震慑马其顿人，他甚至威胁用波斯人完全取代马其顿人。一旦马其顿人屈服，老兵复员，史料中就几乎没有再提到波斯军队了。所以，亚历山大招募波斯人加入军队，是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这也是阿吉德王朝的习惯做法。
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个超凡的军事将领，还是一个著名的“建城者”。普鲁塔克的赞美使他的建城业绩深入人心，德罗伊森几乎完全接受了普鲁塔克的说法。在他看来，通过建城传播希腊价值观是亚历山大完成神圣使命、混合东方和西方的必要条件。对此，博斯沃思指出，这是希腊民族主义的表现，与事实完全不符。建城是征服的必然结果，主要是为了驻军，作为帝国的防御屏障，就像罗马世界的殖民地一样。在有关建城的史料中，人们很难看到任何文化融合的痕迹。经证实的亚历山大的城市大多在帝国东部，它们主要是军事基地，有可能是为了抵挡游牧民的入侵，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目的。新城市没有被当地人视为文化上的恩惠，反而被视为邪恶的寄生虫，因为城市占用了当地的农业资源，降低了当地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城市中也没有文化融合政策，殖民者和当地人视彼此为外国人。亚历山大死后，上总督区（the upper satrapies）的20000名希腊人聚集起来，尝试返回爱琴海地区，原因是他们想念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并非心甘情愿的殖民者，只是由于畏惧亚历山大，才在当地定居下来。他们把希腊的生活方式引入当地，利用土地的收入建起体育场和剧场，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文化影响了当地居民。“尽管普鲁塔克将建城视为教化蛮族的措施，但当地人难免认为，这些西方人才是剥夺他们的蛮族。”
通过以上分析，博斯沃思力图证明，亚历山大没有明确的融合政策，即使现实中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确实有某种程度的融合，那也是亚历山大有意使两个民族、尤其是其社会上层相互制衡的结果，以便任何一方都不会威胁他的专制统治。既然没有融合政策，自然也就没有基于融合产生的新时代。如果说有一个新时代的话，应该以公元前319年为起点，即安提帕特带着两个国王——亚历山大四世和腓力三世一同回到马其顿之时，这是阿吉德王权与亚历山大在亚洲征服的分水岭，标志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
亚历山大的经济政策和成就是德罗伊森强调的要点之一。博斯沃思否认亚历山大有任何经济成就，直接控诉他对当地经济的掠夺与破坏：“对亚洲大部分地区而言，亚历山大的到来意味着杀戮和饥荒，其影响与西班牙人在墨西哥造成的破坏同样严重。征服者制造了一个荒漠，却被称之为帝国。”博斯沃思认为，亚历山大的所有活动都服务于他的军事目的，对被征服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毫不关心。为了运送舰队，提高河道的通航能力，他毫不犹豫地摧毁了底格里斯河上重要的灌溉工程，这些人工水坝本可以将部分河水引向灌溉渠，浇灌当地的农田。
在去魅亚历山大的同时，博斯沃思在其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回归到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这一最初的身份。他指出，在亚历山大研究中，有一种将胜利者理想化的倾向，亚历山大经常被赋予人们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品质，他是理性的、有远见的、富于人道主义的，征服过程中恐怖的杀戮则时常被置于边缘，受到忽视，结果是塑造出一个与他制造的恐怖屠杀毫不相关的、被美化的亚历山大。博斯沃思强调，亚历山大远征的残酷性需要重视。他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着重揭示亚历山大远征过程中的杀戮及其给被征服地区人民带来的灾难，从而重构了一个冷酷无情、富于侵略性的征服者形象。
博斯沃思历数亚历山大在重要战役中的杀戮。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马其顿军队几乎全歼波斯步兵。希达斯佩斯河战役结束时，印度步兵的一半或三分之二、骑兵的四分之三被杀，战象的踩踏加剧了屠杀的恐怖。博斯沃思强调，这是一次实力悬殊的战斗，是赤裸裸的杀戮，是对一支人数少且缺乏作战经验的军队的歼灭战，根本不是英雄的史诗大战。马里战役是恐怖征服的又一明显例证。这一战的目的就是杀死尽可能多的马里人，威慑其他的地方反抗。为出其不意，亚历山大率军于夜间穿过沙漠，黎明时分突袭毫无防备的马里城。“这是对基本没有防御的人口有预谋的屠杀。马其顿人并非像塔恩所言，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他们正在实施统治者制定的恐怖政策。”博斯沃思认为，整个印度战役都可以看到有意识的镇压政策，抵抗亚历山大的代价就是领土被入侵、城市被破坏以及人口被屠杀，逃脱死亡和奴役的唯一方式是无条件投降。如果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能够以“报复波斯人”为借口，那么，对印度的征服则是毫无理由的侵略。
为解释亚历山大杀戮的原因，博斯沃思分析了希腊史学家对战争合理性的认识。他指出，从希罗多德到希腊化时代早期，希腊人始终秉持一种观念，即如果事先没有报复的理由，即使入侵和征服蛮族也是不合理的。亚历山大清楚这一原则，但坚持要求地方统治者亲自向他臣服，否则就有理由开战，被征服者反而成了罪魁祸首。这种做法显然只能通过亚历山大妄自尊大、渴望权力得到解释。统治权的获得使他的每一次暴力行为合法化，抵制就会遭到屠杀和镇压。然而，从古至今有很多史学家为亚历山大的残酷行为辩护，如阿里安，他也相信由于亚历山大的神界先祖狄奥尼索斯曾远征印度，亚历山大本人有统治东方各民族的天赋权力。博斯沃思将这种历史解释定义为“胜利的悲剧”：“一场残酷的入侵战，却在宣传和主观解释下，变成了镇压顽固的叛乱者和不服从合法权威者的正义之战，这是经过美化的权力，也是胜利的可悲之处。”他对亚历山大远征的评价更像一个被征服者的控诉：亚历山大统治的代价是大规模的杀戮，杀戮是他统治的永久标签。
除了强调亚历山大的杀戮，博斯沃思还着力揭示亚历山大统治的专制性。他首先谈及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地位。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口号是解放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因而，这个群体似乎不应该与亚历山大征服的蛮族属民同等对待，但实际上他们的地位取决于如何对待亚历山大。如果抵抗“解放者”，接纳波斯驻军，他们同样会遭到进攻。公元前335年，一个埃奥利亚人的小城格里尼翁（Gryneium）被认为亲波斯，城市遭到洗劫，居民被奴役。公元前334年，帕麦尼翁洗劫米利都，公民在最后一刻投降，得到宽恕并被授予自由。博斯沃思指出，这种自由只意味着免遭奴役，因为亚历山大不会放弃胜利者的权力。他以一个胜利的君主的身份，决定这些希腊城市应建立何种政府、交纳多少贡金，并且把自治作为个人的恩惠授予城市。他既没有与任何城市签订双边同盟条约，也没有把它们纳入科林斯同盟。所有的条件都由他单方面决定。
希腊本土城邦是科林斯同盟的成员，博斯沃思认为，它们同样处于亚历山大的专制统治之下。亚历山大发布的“流亡者敕令”就是“专制的表达”。敕令于公元前324年夏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公布，规定除犯有渎神罪者，整个希腊世界的流亡者都要被城邦召回，他们的罪责一笔勾销。安提帕特有权对不服从命令的城邦予以镇压。博斯沃思认为，这个敕令首先严重违反科林斯同盟的规定，因为同盟条约明确禁止召回流放者；其次，敕令是对希腊城邦自由和自治的粗暴干涉。史料中没有提到亚历山大曾就此事与希腊各邦协商，这是亚历山大单方面发布的命令，而且以武力作为威慑，希腊城邦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和权利。作为马其顿国王的盟友，他们的地位和臣民没有多少差别，城邦自治形同虚设，“这是以王室命令的方式实施的绝对统治，是一次令人惊愕的独裁权力的体现”。
在博斯沃思看来，亚历山大缺乏远见和政治智慧，政策具有短期性、临时性，并非一个成功的帝国建立者和管理者。高加美拉战役后，亚历山大在总督的设置方面进行了一次试验，即从波斯贵族中选任总督，但由于总督反叛甚至篡权事件的发生，亚历山大的试验失败，过分强势的总督被处死，代之以马其顿人。所以，在总督的任命方面，很难看到任何超越基本需求的长期政策，只要总督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和平，亚历山大的王权得到广泛且无条件的接受就可以了。他没有为帝国创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帝国在他死后分裂，是他个人行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反倒是他的继业者们在建立领土国家方面，比亚历山大更成功，“继业者战争时期不是亚历山大历史令人失望的结束，而是富有成果的新帝国形成时期”。
博斯沃思笔下的亚历山大从英雄和半神回归到征服者这一最初的身份。亚历山大不再是致力于传播文明、实现人类统一的英雄，而是追逐个人权力的征服者和国王。他给东方带去的是恐怖、杀戮和对经济的破坏，与“英雄传统”宣扬的和平、繁荣、经济的发展截然相反。可以看出，在批判“英雄传统”“去魅”亚历山大的过程中，博斯沃思重塑了一个残暴专制的征服者形象。这种变化呼应了二战后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不同时代研究者立场和思想的差异。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研究和评判，较此前的“英雄传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他确实看到了亚历山大远征给被征服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亚历山大统治中专制的一面。不过，整体来说，博斯沃思并没有跳出“英雄传统”的叙事框架，在其叙事中，远征仍然是亚历山大个人的独角戏，看不到亚历山大手下士兵以及被征服民众的态度。
三、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前文主要从历史人物评价的角度分析了博斯沃思的亚历山大研究。实际上，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人物研究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历史人物评价，注重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历史人物研究，则更看重史料和史实，当然也涉及史料的解读和辨析等方法论问题。在对“英雄传统”的批判中，博斯沃思敏锐地意识到德罗伊森和塔恩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即主观预设人物形象，并根据预设选择性地利用和解读史料。他专门撰文，批判塔恩从个人好恶出发，随意剪裁、解释史料，“他的亚历山大远远超出了史料的记录。他先入为主地构想出一个亚历山大的形象，并以这一形象作为解释原始证据的标尺……他断章取义，选择性引用，有时甚至曲解事实，将所有不利的史料作为虚构加以抛弃。”博斯沃思列举了一些塔恩轻率处理史料的例证。比如，普鲁塔克记载，亚历山大在禁忌的日子里，强行把德尔菲女祭司拖到神殿里发布神谕。塔恩将这段史料解读为：亚历山大可能是带着武器对女祭司说话，动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亚历山大会对一个妇女使用武力，尤其是女祭司。博斯沃思指出，这是改写史料以适应个人观点的明显例证。他评论道：塔恩的亚历山大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的文学纪念，作者精心创作，常常令人动容。但是，这一形象是在未经严肃的学术讨论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他对亚历山大性格的描绘，尽管很有力度，却与古代资料中的共识完全相悖，其基础往往是情感直觉，而原始资料变成了尴尬的存在，被解释掉或被选择性删除。所以，塔恩的亚历山大著作现在只能作为历史的猎奇作品，而不能作为严肃的历史作品。
那么，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如何避免曲解和主观想象？博斯沃思给出的答案是专注史料。他说，尽管塔西佗的“不怒不偏”可能是难以实现的理想，但至少要努力将解释基于现存史料之上。由此，博斯沃思将亚历山大研究重新引向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和运用。他认为，现存亚历山大史料中，尽管托勒密、阿里斯托布鲁斯等史学家的作品在时间上更接近亚历山大时代，但由于只有残篇传世，不足以提供完整的信息。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虽然创作于亚历山大之后近五百年，但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他的作品最完整，同时提供了明确的史料来源。因此，阿里安的作品可以作为亚历山大研究的可靠性标尺。博斯沃思将这一方法概括为“通过已知的、完整的研究去接近未知”，这并不是说将其他史料弃之不用。由于不同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和解释常有差异，所以，可以通过对比这些史料记载，确定可靠的事实标准。博斯沃思提供了一个简便的原则：通过比较，找出史料中的共同之处；解释不同之处，然后从一般的可能性出发，判断史料中记录的细节是否符合历史背景。他相信，现存的亚历山大史料足够做这种比较，公认的事实框架可以建立起来。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强调：应该准确解释史料的含义，不要以个人的理解和想象篡改它们。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要放在历史背景下，不能用它们来支持人们主观认为的一些抽象观念，这是很危险的。
不过，博斯沃思秉持的后殖民主义立场和思想，使他在具体研究中没能完全避免对史料的主观解读。比如，在分析亚历山大的杀戮时，博斯沃思将王友科伊努斯纳入了牺牲者名单。他对科伊努斯之死有如下评论：“科伊努斯的死可能是个意外，但在时间上，与他公开反对亚历山大继续远征一事太过接近。无论如何，他的死对于那些实力强大的部将都是一种警告，即反对国王是危险的。”这好像是在暗示科伊努斯的死与亚历山大脱不了干系，似乎那些冒犯亚历山大的人，都逃不过被杀的命运。但阿里安与库提乌斯都记载，科伊努斯死于疾病，且没有显示他的死有任何可疑之处。因此，尽管亚历山大杀害过其他王友，他对科伊努斯可能也感到恼火，但不能就此推断他谋杀了科伊努斯。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违背了博斯沃思本人强调的“与史料一致”原则，如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同样与历史真实相悖。
除文献资料外，博斯沃思也注意利用铭文、钱币等实物资料。对于这类资料，博斯沃思有时也有过度解读之嫌，例证之一是他对“波鲁斯币”的解释。“波鲁斯币”主要是十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银币，上面有印度战象、弓箭手和战车图案。对于这些银币，学者们争议很大，有的甚至认为，所谓的“波鲁斯币”其实只是一些纪念性徽章，因为它们工艺粗糙，没有采用希腊标准，上面也没有铭文，与当时流通的亚历山大钱币差别较大。但是，博斯沃思认为，它们是亚历山大返回巴比伦后发行的钱币，目的是利用钱币上的异域形象，宣传他对波鲁斯的胜利，震慑在放逐令实施后意欲反叛的希腊人。“这些钱币是直接的警告：小心反叛的后果，战胜波鲁斯的这支军队同样能够镇压你们。”事实上，这些“钱币”从未出现在希腊或巴比伦尼亚以西的任何地方，认为它们的受众是希腊人，这是博斯沃思个人的想象，既没有考虑这些材料出现的背景，也不符合钱币学严谨的研究方法。
博斯沃思批评其他学者在研究亚历山大时道德评判先行，而他自己对亚历山大的重构也带有较强的道德评判色彩。无情的杀戮是他给亚历山大贴上的最明显的标签。亚历山大的谋杀和杀戮是事实，但如果因此认为亚历山大大部分时间都在杀戮，他最擅长的就是杀戮，同样是不客观的。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代人笔下是传播文明的英雄，在另一代人笔下却变成了残暴野蛮的征服者，这是当代人对战争、帝国主义、正义、人权等问题的不同态度导致的，是以今人的价值观评判古人的结果。事实上，亚历山大对待敌人并非一味杀戮，有时会让他们加入军队，有时作为人质，有时也会宽恕他们。比如，托勒密记载，索格狄亚那第七座城市投降后，亚历山大把投降者分散到军队中，下令对他们严加看管。后来，他将其中一些释放，安置在一个新城市中。这表明，如何处置敌人更多取决于国王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道德善恶。杀戮只是亚历山大的一种选择，且不一定是他最乐意的选择。史学家不应把亚历山大放在今人的道德天平上，将他简单定义为一个热衷暴力的杀戮者和破坏者，一笔抹杀他的历史影响，这种做法，实则与“英雄传统”一样，都没有全面揭示历史的真相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在评价亚历山大时，博斯沃思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英雄和时势的关系问题，一个残暴、嗜杀、没有任何管理能力的亚历山大如何能战胜波斯，将希腊文明的边界推进到印度河流域？可以说，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世界的纷乱以及东地中海的统一趋势造就了亚历山大。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帝国瓦解，获胜的斯巴达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希腊城邦中不再拥有绝对优势，希腊陷入城邦争霸时代。波斯凭借金钱攻势，再次介入希腊大陆纷繁复杂的争斗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希腊政治家将目光投向了新崛起的马其顿，希望腓力二世这样的强力君主能够统一希腊，并率领希腊人向波斯复仇。但是，腓力二世在东征前夕被刺杀，亚历山大接过父亲的权杖，经过十年征战，摧毁了庞大的波斯帝国，成为“亚洲之王”。统一的形势要求亚历山大突破希腊—蛮族对立的狭隘观念，整合帝国内各个民族。他有意识地使各个民族的习俗、观念相互接近，促进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博斯沃思忽视历史背景，否认亚历山大顺应时势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站不住脚的。
总体而言，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重构并不十分成功，他看似建立了一种有关亚历山大的“正统理论”，实则仍是一种带有主观偏见的重构。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布里昂称之为“新极端正统论”，它的出现部分源于对塔恩理想化的亚历山大的批判，部分源于将亚历山大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与希特勒等同，部分则是后殖民史学的产物，即过于注重被统治民族在外来统治下遭受的残酷对待。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典型个案，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去魅与重构，从正反两方面为历史人物研究提供了可以汲取和避免的例证。
四、回归历史语境中的亚历山大
无论“英雄传统”还是博斯沃思的后殖民主义史学视角，实际都是对亚历山大的一种道德评判。若要避免这样的认识论陷阱，需要将亚历山大真正置于历史语境中，分析他在管理、经济以及文明发展方面到底做了什么。亚历山大并非如博斯沃思所言，缺乏管理帝国的能力。实际上，亚历山大既重视征服，也重视对征服成果的管理，他在很多方面延续了波斯的统治模式，必要时根据形势做一些改变。由于所征服地区的多样性，亚历山大保留了波斯时期总督区的划分，公元前334年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后，他在赫勒斯滂弗吕吉亚任命了第一位总督。总督的职能和波斯时期一样，主要是收税，为分化总督权力，总督区内的军事指挥权往往另外委任。在一些特殊的总督区，比如富庶的埃及，亚历山大创立了复杂的权力结构。政务由一名埃及人管理，军事指挥权交给马其顿人，但在权责方面做了细致划分，除两名最高将领外，还设置了舰队指挥官、雇佣军指挥官、弓箭手指挥官等，孟菲斯和佩鲁西翁又有独立的驻军将领。经济事务由瑙克拉提斯人克利奥米尼掌管，负责从各地收税。这种权力配置体现出亚历山大在管理方面的务实性和灵活性。
尊重地方文化和宗教传统是波斯管理的特点，亚历山大在这方面有所依循。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据阿里安记载，萨迪斯投降后，亚历山大允许萨迪斯人和其他吕底亚人保持他们原有的法律和自由。在埃及，亚历山大拜访西瓦绿洲的阿蒙神庙，向阿皮斯及其他的埃及神献祭；在巴比伦尼亚，他以当地的仪式祭祀神灵，下令修复贝尔神庙，在他离开巴比伦时，很多祭司随行，以便沿途举行各种仪式。他允许波斯人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城市和乡村，耕种他们的土地，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只要他们服从统治，向他交税即可。
随着远征的推进，亚历山大的思想也逐渐超越希腊马其顿的界限，意识到帝国的统治需要当地精英的支持。征服巴比伦后，亚历山大首次启用波斯人担任总督。公元前331至前327年征服和重组的12个总督区中，只有阿拉霍西亚交给了马其顿人，其他的至少一开始都由伊朗人统治。战胜印度王公波鲁斯后，亚历山大将他征服的印度人交给波鲁斯统治，还把更多的地方划归波鲁斯管理。他也利用联姻方式争取地方贵族的归顺。著名的波斯贵族奥西亚特斯举兵反抗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娶了他的女儿罗克珊娜为妻，平息了上总督区的叛乱。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在苏萨和他的80个王友举行集体婚礼，他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和阿塔薛西斯三世的女儿，许配给王友的也都是波斯和米底显贵的女儿。对于其他娶了亚洲女子的马其顿人，亚历山大也都送了贺礼，这样的人竟有一万多。他招募来自巴克特里亚、索格狄亚那等地的骑兵加入王友骑兵队，又新建骑兵第五团，挑选一些东方人纳入其中。这些措施显然是出于巩固帝国的现实需要。
亚历山大可能没有发展经济的宏大计划，但他的一些措施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希腊化世界在经济贸易方面的联系。他在东方土地上建立了数十座希腊式城市，这些城市的首要目的是军事防御和安置老兵，但有些城市同样适合发展商业，比如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它既有优良的港口，又有方便运输的河道。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城已经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心。在它的市场上，既可以看到来自地中海世界的橄榄油、蜂蜜、酒、奶酪、陶器等产品，也有来自印度、阿拉伯、非洲的奢侈品。埃及出产的粮食、纸草、纺织品、玻璃等，则从亚历山大港运达地中海的各个港口。罗马统治埃及后，亚历山大城继续在罗马帝国的商业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斯特拉波称其为“已知人类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这些新建城市都是亚历山大更为持久的遗产，并且他的建城活动也为后继王国遵循。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发行了新钱币，钱币采用阿提卡标准，正反面有神或统治者的肖像，有表示钱币发行者的铭文。据估计，公元前333至前290年，亚历山大的王室造币场打造了价值约6000万的四德拉克马，6600万一德拉克马，1200万金斯塔特。按金银比率1：10折算，大约相当于9.1万塔兰特的银币流入市场。这种类型的钱币此后为希腊化王朝广泛接受，为希腊化世界钱币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便利了希腊化世界的贸易往来。亚历山大的远征也促进了东西方陆路和海路的畅通，除利用波斯时期的道路，亚历山大也在一些无人的区域开辟了新路。他派尼阿库斯率领海军沿从印度到波斯湾的海路返回巴比伦，此后这条海路成为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新的海上贸易通道。尽管亚历山大未能建立一个稳固长久的帝国，但希腊化时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其开端毫无疑问是亚历山大的东征。博斯沃思也承认，“继业者战争时期不是亚历山大历史令人失望的结束，而是富有成果的新帝国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于亚历山大奠定的基础，在近东文明的发展中，亚历山大的东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亚历山大东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经由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希腊文明得以广泛传播、繁荣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了埃及、西亚甚至是中亚地区的文明形态。在这个时代，希腊语成为国际语言，统治者的推广、地方上层的主动学习，共同促进了希腊语在东方的传播。在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二世纪，非希腊人热衷于利用希腊语，向希腊人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埃及祭司曼涅托的《埃及史》以及巴比伦人贝罗苏斯的《巴比伦史》，均用希腊语写成，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所谓的希腊化并非希腊文化的单向传播，东方文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希腊文明。比如，希腊化王国无一例外采用君主制，从其特征来看，主要根源于古代近东长期确立的君主统治。东方的神也受到希腊人的追捧，尤其是埃及的伊西丝女神，不仅成为近东最有影响力的神，公元前三世纪后也迅速在希腊本土传播，乃至狄奥多罗斯感叹，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伊西丝崇拜。因此，亚历山大远征开启了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两种文明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融合，形成了新的希腊化文明，而亚历山大远征开启的希腊化世界，也为日后丝绸之路的全线开通奠定了基础。
亚历山大是公元前四世纪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他的征服不可避免地给被征服地区带去了灾难，但是他的政策确实基于巩固帝国的需要，具有灵活务实性，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只有将亚历山大置于历史语境中，具体考察他的活动和政策，才有可能全面认识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单纯地将他视为文明传播者和残暴征服者，都是主观片面的。博斯沃思的亚历山大研究与德罗伊森、塔恩一样，都带有作者本人以及所处时代的鲜明印记，而研究对象被剥离了他的时代与社会，导致人物形象失真。这是“英雄传统”与博斯沃思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它提醒我们在历史人物研究中，一定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在历史背景中理解人物的动机和影响。
（作者崔丽娜，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