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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杜运辉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时间:2023-09-19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是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必由之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对中华文明发展前景的历史自信,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光辉指南。

  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第一,连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先民很早就探索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社会稳定、安顿自我生命之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并育的生态思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使得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而能够自我修复、赓续绵延。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崇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创造精神,勇于接受和创造新事物。中原农耕文化汲取游牧文化而造就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儒道文化汲取佛教义理而生成宋明理学,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而有第二次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的最高成果。

  中华文明既一脉相承又革故鼎新,创新性贯通、渗透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之中,“述”与“作”、“损”与“益”、“守正”与“创新”交织互动,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呈现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的辩证特质。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通过劳动“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追问“成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异于禽兽”的根本问题,探索“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真正的共同体”的和谐之路,努力追寻“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的崇高境界。独特的中华文明,蕴涵着人类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普遍真理。

  第二,统一性与包容性相统一的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是“天人合一”、“天下有道”条件下的生产累积型文明形态,“定于一”是人民安身立命、繁衍生息的基本前提,“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既奉行“讲信修睦”的和平交往之道,又强调“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的优秀传统源远流长,体现为中华儿女“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爱国情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崇高气节。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远古以来的中华文明有着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多样性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厚德载物”、“万物并育”等理念的物质基础。这种“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的包容性体现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形成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彰显着“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今天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中对“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综合创新。

  第三,在创新中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的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增强自身力量、创造自己历史、获得彻底解放的积极成果。历史主动权是中华民族掌握命运、创造历史之根本,在观念上体现为“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打开了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这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最深刻、最本质内涵。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为了实现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民族探索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西文化调和”、“全盘西化”、“现代新儒学”、“中国文化本位”等多种模式。然而,模仿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传统文明、“中体西用”乃至“全盘西化”等各种尝试,都没有改变“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冷酷现实,没有争得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第一次找到“旧邦新命”的正确道路。今天,我们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根本的是坚持作为“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入总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为什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成为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力量呢?一方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另一方面,我们“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乃是一体之两面,二者的彼此契合、融通创新,形成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深湛智慧和诸多方面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各种政治势力中,唯有中国共产党站在彻底的人民立场上思考中国命运,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成功地把“民为邦本”、“仁者爱人”、“民为贵”等思想创造性转化为“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的先进理念和具体实践。五四运动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大革命之后,我们党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空前的经济、政治、精神解放,创造了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力量。这与国民党政府压迫、剥削人民群众形成鲜明对比。抗战时期,“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的说法广为流传。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等也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今天,我们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激活了中国“实事求是”、“理在事中”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为改变人民命运、寻求人民解放而探索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熔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极大拓展和提升了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唯物主义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要改变人民命运就必须首先认识现实生活,但如何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真实面目”?为什么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具体实际?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不能从生活实践特别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出发把握历史和现实,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独特规律,不能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找到再造中华文明的新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命运,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激活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找到了中华文明批判继承、综合创造、守正创新的方法和路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彻底超越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实践辩证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我们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而且“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真正实现了“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科学地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第二个结合”经过了由微而著、由实践经验到理论总结的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等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的文化事业在曲折中前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在吸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等重大论断,把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推向新高度,把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推向新高度,把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推向新高度。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反思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揭示中华文明凝聚着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环境、维系社会稳定、改易人性(内在自然)的深湛智慧,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西方文明观,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目标。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我们“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因此,共建共享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终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美好社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相统一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胸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批判继承、创新超越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更高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把握人类命运的崭新道路。

  人类文明的进步,归根到底体现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交织互动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演进。这种“自由个性”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意味着人与自然之和谐、个人与社会之和谐、个人与自身之和谐。在汲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创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和根本目的之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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