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价值理念。从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尤其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更加凸显。

　　好战性是西方文明的显著特性

　　1922年，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认为，欧洲国家滥用毒气、炸药，“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最终只剩下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这是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祸的罗素对西方文明好战性的反思。罗素希望西方文明借鉴中国智慧，抑制自身穷兵黩武的性格，为西方文明带来希望。

　　罗素的认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大肆向外扩张，在亚洲、非洲和美洲进行大规模殖民侵略活动，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认为，11世纪以来的“整个一千年里，战争一直是欧洲国家的主要活动”。据统计，16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年均造成9400人死亡。到了20世纪，这一数字暴增为29万，这还不包含平民和小国军队死亡人数，以及西方国家殖民侵略造成的死亡人数。

　　美国全球史研究者威廉·麦克尼尔把好战性列为西方文明的特性之一，并分析其起源。他发现，11—14世纪，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形成了好战性和商业精神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对后世欧洲国家影响深远。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就相继将这种发展模式用于向非西方地区的殖民扩张。一手拿着火枪、一手拿着账簿的欧洲商人，逐步完成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把欧洲商人的原始积累称为“战争资本主义”。他认为，这个概念“更好地表达了其野蛮性与暴力性，以及它与欧洲帝国扩张的密切联系”。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速殖民扩张，在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建立起全球性的世界殖民体系，其野蛮性和暴力性更加明显，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二战结束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体系逐步瓦解，但美国为维护霸权又不断制造事端，其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日益不得人心。

　　蒂利、麦克尼尔和贝克特等人没有提及的是，西方文明中还蕴含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强烈动机，即文化帝国主义。对此，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等人进行了严厉批判。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融合了好战性、逐利性和霸权性，三种要素共同导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兴衰递嬗。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深厚根基

　　1686年，中西方文明有一次相遇，在历史上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这一年，荷兰为与中国贸易，遣使进贡，贡物中包含若干把战刀。康熙皇帝把这些战刀改铸成铁尺置于书案。留居北京的比利时传教士安多看到后很惊奇，他说：“刀者，兵器，人人见而畏之；今设于书案，人人见而喜持焉，亦极吉祥之事。”雍正把这件事记录在了《庭训格言》之中。

　　安多或许是一个能够理解和平真谛的人，但他并不能代表当时所有欧洲人的一般看法。17世纪，荷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建立了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这次朝贡前，荷兰曾殖民统治中国台湾30多年。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荷兰被迫放弃武装殖民，选择向中国朝贡以开展贸易。这次朝贡后不久，即1688年，荷兰主动卷入持续九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又称“九年战争”）。相较而言，康熙将战刀改铸成铁尺，并与安多讨论和平的价值，显示出中华文化与当时荷兰盛行的战争文化截然不同。

　　实际上，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源远流长，拥有深厚历史基础。先秦时期，儒家思想致力于倡导和平文化理念，如“协和万邦”、“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耀德不观兵”、“以天下观天下”、“止戈为武”，等等。

　　这种和平的价值追求不断得到践行。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中外之间和平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到了唐代，丝绸之路更加繁荣，大量中亚、西亚的“胡人”到长安、洛阳等地居住生活。诗人们在“胡人”酒肆留下浪漫的诗篇。据唐代文献记载，大批肤色较深的“昆仑人”来华经商，不少留居中国，曾作为奴隶的“昆仑人”在中国得到解放。文学作品中经常以侠士形象出现的“昆仑奴”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艺术表达。

　　宋元时期，指南针广泛应用，造船技术大大提高，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巨大发展。泉州、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瓷器超过丝绸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商品，大量香料从东南亚、南亚运输到中国，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被称为“香瓷之路”。

　　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继续扩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质展现得更为鲜明。美国学者康灿雄认为，与同一时期战争不断的欧洲相比，东亚维持了数百年的“长和平”局面。郑和下西洋是这一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和平外交事件。郑和率领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也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然而他们在近三十年的远航活动中与几十个邦国保持友好关系，不仅没有主动挑起战争，而且给到访地区带去了温暖和友谊。郑和下西洋表现出的“强而不霸”现象，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对外和平交往的典型例证。

　　当然，崇尚和平、爱护和平、追求和平并不意味着懦弱可欺、逆来顺受。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谨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道理。

　　为世界和平贡献中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文化传统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得到升华与蜕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永不称霸的宣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和平价值的坚定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和平性及其实践达到新高度。中国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一向反对霸权主义。中国鼓励发展中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中国积极参与建设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会议等发展中国家组织，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使世界和平发展前景更加光明。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人类进步潮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地域、国家、肤色、文明的差异，更超越一些西方国家以维护霸权利益为目的而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凝聚了各国人民的共识，形成了有助于团结合作的精神力量。这一重要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相通，生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契合以及二者的互相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党中央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注重顶层设计，推出了一系列宏大战略举措，为理念的落地提供了战略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重要举措。从2013年提出并实施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又陆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完善，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

　　一系列事实证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并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和平的复兴，其重要文化根源就在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当下，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挑战有多艰巨，中国都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