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时代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拥有处理当今世界的智慧，主要是因为它特有的世界观、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精髓是千百年来积淀的中国智慧；它一旦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即被指导并应用，就有可能解答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其核心是3个倡导，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023年2月9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开班会上阐述中国式现代化：“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超越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本性，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和西方现代化的逻辑束缚。考察初步建构起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密码”；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又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性和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为探索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科学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高度契合性。

　　一、宇宙观方面的高度契合

　　（一）“天人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相通性

　　在中国古代学者看来，做学问如果不涉及天人关系，就不叫做学问。诚如宋代邵雍所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天人合一最早是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易经》中多有阐发。作为卜筮之书的《易经》是讲“人”向“天”问吉凶，故《易经》是一部会通天道和人道，讲“天”和“人”存在一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书。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论，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性命题。“天”有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即道德之天3层意蕴，及至宋儒朱熹更强调道德的神圣超越性之“天”，当然也包含了主宰和自然合一的意蕴。这个“义理之天”是与人有内在联系的、能动的、富有勃勃生机的有机体。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最早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一文中有了端倪，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和割裂的，因为对立的关系使人无法改造自然，不能实现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了自然之于人具有重要作用，人必须依赖自然才得生存。认为在私有制的环境中，自然界和人的关系被劳动所异化，唯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和谐。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论述了人类通过实践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以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强调人的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人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至于《共产党宣言》《人类学笔记》则使得生态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涵：“一、认为人类要尊重和顺应自然，在实践中可以改造和利用自然；二、认为自然与人、与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问题出现的主要根源。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是对象性关系”，其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契合体现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社会、自然组成一个共生互依的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原来我们一直以为要解决生态问题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认识到，不仅要靠科学技术，还要靠政策法规，归根结底要靠人的道德和人文水平的提升。习近平的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传统生态观在中华大地上针对国际国内问题，在实践中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被资本异化的自然观，也超越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生态观继承、弘扬、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汲取、借鉴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生态观的积极因素，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立足中华大地，凸显时代性，形成了政策、制度、法规、价值观、公民道德、人文教化有机统一的（超越以小我、单位、地区等局部利益为中心，以侵害他国利益为手段，单纯为资本扩张、牟利服务的行为）的系统论、协同论生态思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理念、价值观和制度体系包括治理体系的批判和超越。倡导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生态价值观，为实现美丽世界、人类永续发展提供了价值观基础。

　　（二）“道法自然”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缘关系

　　自然是道的特性，也是万事万物循道而行的样态。“自然”是“道”的内在特性亦即“道”的存在方式，也是万事万物遵道运行的本真状态。天地人三者均效法自然，但会因人的私欲遮蔽自然本性。“道法自然”的境界不仅是思想理念、思维方式，更是行为模式，是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最高价值所在。《道德经》中的“自然”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本真状态。“道法自然”就是“人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谓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而“道”纯任自然，自然蕴藏着一切道，一切法。这里的自然之道就是道法。这个“道”是阴阳互依、辩证统一、孕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总法则，由它统摄、化育一切自然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遵循“道”的法则，“道”代表真善美的精神实体，又是人在世间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的准则。“道”等于自然，“自然”等于“道”，也是万事万物循道而行的本然状态。道法自然告诉人们，天地万物中的一切都要效法自然，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在这里老子特别指出，人不能私心自用，背离“道”，一旦遮蔽了自然之心，就会损害社会和自身。庄子在《天下》篇中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而自以为方。”“道法自然”是中国式的宇宙论，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最高的价值之所在。

　　“道”的最高境界是万物一体。《庄子·齐物论》云：“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万事万物共生，互相包容且共同成长。犹如《易传》所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万物一体的状态。中国哲学的基本世界观，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通过认识人的本心就可以认识物，通过尽心、知性就可以领悟天性。这种思想的基础是，人性和天性是一体的，人是天的一部分，人性和天性是相通的。这种思想理念是儒家思想底层的基本假设，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世界观。人是万物的一部分，认识了人就认识了万物，而心是人的本体，认识了心就认识了人的本性。所以，才有“尽心、知性和知天”这一条认识路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及自然界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和改造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和人的关系相互作用实现的。马克思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一句著名的话：“共产主义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即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本主义，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自身。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当资本的野蛮扩张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欲无限膨胀成为生产目的时，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人为物役等危机，社会就会出现无以复加的惨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深化，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创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认为这是人类起源的基础，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基础，从而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实践观，变革、完善、健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机制，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格局，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它标志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相互影响后的积极成果。人类在生存斗争中经历复杂严峻的考验，尤其是饱尝大自然的报复后，才逐渐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并将其上升为哲学思考，进而进行实践层面的科学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一目标的确立具有历史开创性，它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主客观交互协调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现代化目标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价值底蕴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法自然”和“万物一体”的价值理念，它们二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达到高度一致，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既有中国基因，又对世界具有超越性，扎根中华大地创造美丽中国。

　　（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理念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渊源关系

　　《礼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意思是孔子以尧舜之道为祖而述之，以文武之制为宪而章之，既符合天时的规律，又获得水土的滋养。就像天地那样没有不能掌控承载的，没有不被包括施惠的；就像四季交错运行，日月照亮天空。天下万物能共同发育而不相互危害，各种行为准则能各自展开而不相矛盾冲突，小的德行像河川一样到处流淌，大的德行像天地一样化育万物。这就是天地之道之所以被人称颂的原因。《易传》也主张构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命共同体，以使天地之间所有生命体可以“各正性命”、万物调和，这是儒家的终极理想。再往前追溯，中华文明奠基于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古圣的天地人三易，“三皇三易构建了天地合气、阴阳合德，人处天地之中，法天则地，顺时应天的造化规则，并由此而形成三才一贯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是《中庸》参赞天地化育的宇宙论的源头。“中”“仁”“诚”“鬼神”的生态范畴均围绕着天人关系而展开，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庸》内在的生态精神。“尽性”“明诚”“慎独”等是人对宇宙的生态关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古圣先哲最高的生态境界论。《中庸》的最高境界是效法天的“至诚”，将自己提升到与天地同德同行的地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念，道出了生活在地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共同的心愿，彼此的情感可以互通，文化可以对话、交流和交融。人类的终极价值之追求，总体而言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心同此理”“理同此心”，彼此可以共享基本的价值观念。虽然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都具有自己的底色，但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向往，则是心意相通、大体一致，各国人民有着基本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用了这句话：“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妨害，日月运行、四时更替各有规律而互不冲突。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2016年12月2日，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新发展理念，体现新时代人们内在的生态精神，是人们对宇宙自然的生态关怀。把确立这一新发展理念的强烈意识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布局和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五位一体”“四个全面”，这是顺应天道、地道的现代版。为使天地合气、阴阳合德、顺时应天，符合造化规则，切实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新动能，深化改革完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促进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为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万物并育不相害”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它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观念高度契合。不仅仅对中国社会的生态建设、环境优化、强国富民具有重大意义，对克服和消解全球的气候问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和价值。

　　二、天下观方面的高度契合

　　（一）“天下一家”理念是和谐世界的文化密码

　　“天下一家”观念是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天下一家”观念在中华文化中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一直流淌在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中。天下一家出自《礼记·礼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故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和睦相处；亦指全国统一。禅让体现的是公天下，夏商周三代演变成“以天下为家”，但在“家天下”的现实性的礼乐制度内又蕴含“天下一家”的理想。家的亲亲精神扩展到统治集团之外时，不再意味着将天下人的天下化约为一家一姓的私产，而转化为“天下一家”的政教理想。“天下一家”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和谐辩证法。和谐辩证法认为冲突矛盾是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和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推动事物进步的内在动力，但和谐、包容才是解决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各种矛盾冲突的根本目标和结果。它强调矛盾冲突是由差异导致的，但和谐才是主旋律和根本的动力和目的。任何矛盾和冲突都能在和谐的框架中得到化解，与冲突辩证法不同，它更强调和谐、包容的价值。

　　儒、释、道三家都讲求和谐辩证法。三家的观念和价值是协和万邦，它在人类思想宝库中绽放光彩。王阳明先生曾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佛学所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包容涵摂宇宙万物，无比辽阔，具有包容一切的质素。“天下一家”与“大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述了中国古人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社会。还有“大道不孤，天下一家”语，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精髓。这个“道”在《易经》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儒家是“忠恕之道”，在道家是孕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运行总的准则；又是真善美的精神实体，指向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全球与各国建立友谊的桥梁，是人类社会的愿景、大自然的真相。整个天下成为一家人，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天下好像一家人，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人——和谐、凝聚、无争，呈现其乐融融的局面。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天下一家”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契合，首先表现在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概念的提出不谋而合。自十五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揭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导致世界市场的开拓，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根本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导致的，而是生产实践中的人通过自身的劳动使现实的个人实现解放的过程。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人类实践劳动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主体不过是活生生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将人的自由与解放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将世界历史理论建立在实践的理论视域之上。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如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天下一家”类似于“世界一家”“永久和平”“理想国”“伊甸园”，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高度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性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在中华传统经典中有着深入的阐发。《论语》中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万物一体、一体生生、生生不息等，都是“天下一家”意思的表达。北宋张载《西铭》所云“民我同胞，物我与也”的思想更是系统诠释了“天下一家”的价值理念。在张载的论述中，人立于天地之中，天地作为父母，我的身体充塞着宇宙万物，我的心主宰着天地；芸芸众生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与我息息相关的朋友，天下百姓就像父母兄弟姐妹一样令我敬重和爱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世界历史理念的新发展

　　习近平多次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石碑上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保卫和平之屏障。”此言深度契合孔子、老子思想之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承全人类共同价值，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论”、中西方的价值冲突；突破人我、民族、地域、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狭隘的区域身份，倡导各国、各民族、各区域、不同地缘人类和平发展的合作共赢模式。构建人类共同的家园，包括经济、安全、社会、文明与生态在内的多层次的“共同体”，依靠各国团结互助共同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价值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对传统价值“天下一家”“天下大同”“万物一体”“协和万邦”“仁者爱人”“以人为本”“厚德载物”等理念的创新发展，意在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将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以实现人类共同的福祉。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也是人的哲学，最终的指向就是全人类的自由、和平、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不仅需要精神大爱、宽广胸怀、崇高境界，而且也需要制度保障。共商、共建、共享不仅需要精神境界上的修养，而且也呼唤和以行动促使全球治理新秩序和新制度的到来，这就是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实，“天下一家”也是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共同信念、共同追求，反映了基本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类本质体现。中国的“天下一家”观念是仁爱思想的体现。西方也有“天下一家”的观念，但它具有神学背景。“天下一家”讲仁爱是从父母子女的亲亲之爱逐步扩展为对陌生人的爱，其实质是纯粹自然的、完全敞开的、纯真的爱的精神。一般来说，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都是真挚而深沉的。所以，“天下一家”的精神实质就是仁。“仁爱”是有差等之爱，由亲到疏依次展开，“一体之仁”是“天下一家”的另一种表达，故“仁爱”是有“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博爱意蕴的。在中西方传统伦理文化中早就有“博爱”这个词。韩愈《原道》中有“博爱之谓仁”，与仁爱的意蕴很相近。中国人的仁爱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西方人的博爱建立在对人性的负面认识基础上。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并“爱”一切人。人最高的爱应当是对上帝的爱，又表现为对世人的“怜悯”“仁慈”，为此甚至应当蔑视、否定自身的世俗的肉体生活。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博爱”的口号，是指对人类普遍的爱。“博爱”不像“仁爱”靠“善”自身的努力，而是借助于“恶”、依赖“恶”的成分的消长使自己产生力量。由于中国的“仁爱”完全建立在善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阴暗面发掘不够，存在着尽管仁爱思想体现体系完备，但对现实的“恶”的现状却难以改进的问题。西方的“博爱”要在理论上能自圆其说，而在当下的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国际政治关系中根本行不通，暴露了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的真实面目。可见“仁爱”与西方的“博爱”还是有所区别的，“天下一家”的中国式博爱应该建立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基础上，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深入人心，在继承、弘扬“仁爱”有血缘亲情的爱的基础上，应进一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生活去克服“亲亲为仁”的局限性，拓展胸襟，给公共生活中陌生人以更多爱，从而安顿自我的身心，建立美好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爱的世界，实现人与人之间基于人情、人性之爱——“天下一家”之爱。今天的世界，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地球村；你好、我好、大家好，合作共赢、互惠互利，才是王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融利己于利他之中，为人与为国都应秉承此道。

　　三、社会观方面的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是从经济学入手对欧洲社会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又是社会观的核心。它与传统中国社会朕即国家、国家至上，国家与社会不分，专制国家吞噬“无社会”或“弱社会”不同。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理念“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与传统中国的“明德新民”思想理念却有着高度契合。

　　（一）“明德新民”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相似性

　　两千多年来中西思想家都一直致力于探讨人是什么这一重大哲学命题。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自然主义哲学流派开始思考宇宙最小的元素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概括出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认为人是善于自我反思的社会动物。中世纪将人异化为上帝的婢女，犯有原罪的人。及至近代，笛卡尔认为人是会怀疑的社会动物，康德则将人定义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政治动物。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所认为的人的本质等于自我意识；批判费尔巴哈所认为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是“爱、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类本质”，提出“现实的人”是处于“实践”中的人，是处于“对象性的活动”之中的、现实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人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教可变化的。马克思所讲的“现实中的人”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人。马克思说过，真正现实人的存在，就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的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也特别注重社会关系，强调人要有整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无论儒释道都不把人看作类似西方的一个单独的原子式个体，而是将人放在家族群体之中，放在社会关系、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中来品评分析人。中华传统文化从来不把人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形式和教条，而是在社会交往、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来看待和分析人。尽管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或性朴，也有性无善无恶和有善有恶论者，但都认为人在历史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受到环境的影响或实践的磨砺，无论情感、意志、知识和智慧等都会随实践过程而发生变化。儒释道都强调人的自我修养的重要性，重视教育对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要把人的光明的道德、善良的心性发扬光大，不仅使个体，而且应使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养自己，以今日之我取代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代替今日之我。最终的目标是德性、知识、才能、情感、意志、智慧全方位超越和完善自我，在为国家、民族大义奋发斗争中成为君子、贤人、智人和圣人。儒家所崇尚的“智、仁、勇”“三达德”很像马克思的价值目标“自由全面发展”，当然其性质目标有很大差异。二者都强调“现实中的人”，都强调人的社会关系，都强调在实践中修养德性、完善人格；强调人的幸福和成就都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个体与周围人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儒释道文化中关于人的修养、人的价值、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许多思想都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高度契合。有许多思想理念与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是相通相融的，甚至可以说，儒家学说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涵无比丰富的有关社会发展理论，而不仅是通常所说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作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来自中华文明千百年来凝结而成的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剔除传统社会观中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格格不入的因素，在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定然能发挥重要功能和作用。

　　（二）传统“以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根源性理念

　　以民为本思想亦即“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是儒家政治思想的要旨，其源头是原始社会的“民意天命”观念、夏商周三代的重民思想以及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潮。民本思想认为老百姓是国家和君主的根本，统治者应以民为本，统治的根本是人，而不是神，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不是君王一人之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最好的表述。“天下为公”是民本思想理论结构的核心。民本思想仰赖明君贤臣而不是依靠人民，它产生于宗法专制主义自然经济社会，这是它的局限性。“贤能政治”是以民为本思想的实现途径，“民心所向”与“政治合法性”是前提和基础，以“贤能政治”代表“民意诉求”，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政治统治的重要主张。

　　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是创造性转化民本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他担任《莱茵报》实际上的主编时在德国西部发生的“林木盗窃案”事件。马克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关于林盗窃案》3篇论文，为底层老百姓说话，与专制的普鲁士统治者做不调和的斗争。后来他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以唯物主义原则指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人民主权和民主制的主张，标志着人民主体思想初步形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民主体思想得到初步论证，在《神圣家族》中对人民主体思想作了全面论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发了人民主体思想的根本特性和途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彰显了人民是社会实践主体，昭示了人民是价值主体，表明了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构建了人民主体思想。民本理念是人民主体思想的文化基因，对民本理念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

　　（三）“民胞物与”与习近平“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关联

　　“民胞物与”理念是张载提出的，强调人与人是同胞关系，人与物是伙伴关系；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万物皆与我为同类，这是张载哲学的归属，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对人民的博爱精神和爱物理念的有机统一，是一种人格境界和大心体物宇宙情怀的高度统一。张载强调以天下生命为一体，人人都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人人像待朋友那样去对待世间万物。这一思想和他的《横渠语录》密切联系：“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悎于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旨也”，凸显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为天地立心”是“四为”中最根本的一句。天地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亦即人心、仁心、天德良知，“为天地立心”，即儒者应该肩负起为社会确立以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历史使命。往圣先贤倡扬的“仁民爱物”“天下为公”“明德至善”“民胞物与”等，都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是一种实学，需要人们努力担当起呼唤道德自觉和社会良知的历史责任。时时存仁心、养天性，才算是事天、奉天无所懈怠。

　　“民胞物与”的宇宙论依据是《易经》的乾坤二卦。张载把天地称作父母，赞美天道创造的奥秘，地道承载万物的博大胸襟和爱心，而我则如此渺小，处于天地之间，但同时张载又认为得天地最美为人，“只有天地之性才算性”，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是我之形体，引领统帅天地万物以生生不息、创生变化的是我天然之本性，民胞物与是人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处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越是在黑暗的地方越是要对得起神明，无愧无怍，无辱于乾坤父母，时时做到存仁心、养天性，事天、奉天，无所懈怠。张载认为，宇宙太和之气的流行，使天地万物品类咸亨，故个人不仅与他人，而且与宇宙中的一切存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是张载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的“仁”学宇宙论的基础，“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是他宇宙社会观的精彩表达。《西铭》仅仅250余字，高度概括、凝练、彰显了士大夫安身立命之道，构筑了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建构社会理想蓝图绘制了一幅宏阔的境界，确立了儒家的价值本位，展现了儒学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西铭》与《横渠语录》相互映照，表达了张载的心声，实际上是古今中国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和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言简意赅、气势磅礴、志向宏阔、境界高远，是中国人继承、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上的坐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张载“民胞物与”思想是新时代“人民至上”思想的深刻的传统文化价值底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上第一次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生活目标”，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党的百年华诞上，他又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思想是对“以民为本”思想的扬弃，是对“民胞物与”理念的创新性发展。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当作兄弟姐妹，由“仁心”扩展为博爱之心，由爱人扩展为爱天下万物，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中共同建设美丽家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努力为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天地之间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切实关心人民的需求，凸显人民主体，关注人民的幸福和安康，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已经实现了建党100年的宏伟目标，正在为第二个百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生态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四、道德观方面的高度契合

　　（一）“合内外之道”与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的人的道德”的关系

　　所谓“合内外之道”即指人品正、行为端，言行一致、文质彬彬，靠得住，可信赖，“诚于中而形于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皇极经世系述》云：“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见亦。”《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包含真与善，诚者成己成物成人。《中庸》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真诚不仅仅要做到自我完善，还要完善他人和事物。自我完善是“仁”，完善他人和事物是“智”，因而“仁”和“智”是融通自身和外在事物的准则。道家也讲合内外之道。《道德经》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失去“道”才讲“德”，失去“德”才讲“仁”，失去“仁”才讲“义”，失去“义”，才讲“礼”。“德”“仁”“义”都是内在德性，“礼”也有内在德性一面，又有外在形式一面，失去内在德性的外在礼数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上述推理的本源是“道”。真正领悟“道”的人才是“合内外之道”的人，亦即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有与艰难困苦斗争能力而享受幸福美满的人。“合内外之道”在佛教那里是说，心内求法为内道，心外求法即外道。佛法即内道，外道指皈依、见解、修行、行为、果位。也讲二者之统一，是关爱天下苍生、慈悲为怀，亦即有情感、有意志、觉悟了的真正的人。儒释道精髓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文化土壤，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人的道德”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人的道德”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与“合内外之道”的人有诸多相通相容性，是更高境界，更“合内外之道”的人。二者的高度契合建立在充分认识他们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才是最为可靠的。儒释道“合内外之道”的人受制于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的人与人的关系，“合内外之道”的德行都是服膺于皇权政治的统治者，没有个人独立意志；“合内外之道”的士大夫或平民在经济上都是依附于皇权统治，个性无法张扬。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的人的道德”的人们不是为某一阶级利益服务，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大众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即自己的解放，“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我们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创造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进程中，才真正有可能将中华优良道德传统中“合内外之道”的丰富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的指导下有机融合起来，在共同奋斗中，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努力消除两极分化，为造就马克思主义“真正人的道德”奠定各种基础和环境、条件。

　　（二）儒、释、道理想人格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在中国实现的主体性基底

　　儒家典籍中常见圣贤、君子、大人、成人等有关理想人格的表述。孔子推重圣人，力求君子；孟子崇尚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大丈夫”。孔子的成人目标是真善美，孟子成人的核心内容是居仁由义，荀子的成人目标是“全”“粹”“美”。他们都有一整套实现理想人格的方法路径。孔子的圣人气象、“孔颜乐处”不仅传到二程，影响到近代，直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转化为革命的乐观主义。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很多文人墨客以“士之穷达必形于歌咏、文词”为有志向抱负，且善于慎独，在为了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许多中华儿女敢于赴汤蹈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崇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操守，主张“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从道不从君”，“善养浩然之气”。《道德经》充满“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那样的朴素辩证法，中心思想是道法自然。《道德经》诠释、阐发“道”和“德”的内涵意蕴，从物理世界到为人处世之道的生命智慧，再到治国理政，主张无为而治，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即国与国关系上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与暴力。注重做人应淳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因循自然、循道而行，成为善于悟道、践道、行道的富有智慧的人。庄子崇尚精神之自由，主张相对主义，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复归于朴。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对后世的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影响至深。诸子百家、文学艺术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气质、风度和精神品质和人格特质：以人为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同理想、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诚信正直、温文尔雅、和乐尚礼、学以为人、内圣外王、儒道互补、能上能下、进退自如、刚柔相济、绵中藏针、知行合一、以出世心做入世事。

　　儒释道都关注天道和人事，尤重对理想人格的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人的成长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学以成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和传统儒家一样，都存在将成德成善作为成人的唯一选择，未能重视智性的作用。传统典籍中的智仁勇、逍遥自由、信奉“五常”、“道法自然”的理想人格，生成于传统宗法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人伦关系，因而与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人有着很大差异。儒释道的理想人格和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的理想人格都是对理想社会中理想人格的描述，这一点也是相似的。二者的最大不同是儒释道典籍中的理想人格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马克思描述的理想人格是生成于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自由的还是全面的。庄子的内心的精神自由是逃避现实的，在实践中无法真正实现的“自由”，马克思论述的“自由”则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完全可以实现的“自由”，是对客观社会必然性认识和通过生产实践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方能实现的。这种“自由”的人不仅能驾驭自然规律，还通过制度的革命或改革确保人的基本权利之实现，而个人成为不危及他人和社会的自由的个体，成为具有法律上平等待人、人格上独立自主，又能自主参政议政的“自主”“自由”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样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生活并不是可望不可即的，而是实实在在就在我们的面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是实现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而挣扎，经济上基本富卓，经济独立和自由时，我们就有了更多的闲暇可以用来开发自己的潜能，如文学、艺术、体育等方方面面，使自己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不仅懂儒、释、道传统的根本精神，还能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在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社会实践中使得自己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三）传统道德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中国精神，又是“四个自信”的价值表达，凝结着当代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中华传统道德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中华传统道德的精髓以日用而不知潜移默化渗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积淀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融化在民众的血液中，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体现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要使中华传统道德的精髓，更好地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服务，需要我们不仅仅对经典中的传统道德在加以反思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对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中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落后、消极的理念、行为要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对其进行严肃地反思批判。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我们持之以恒地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这些腐败现象与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究竟有什么关联，值得从理论到实践上加以进一步探索。

　　中华传统道德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契合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和理论层面上的阐发，更应落实在社会建设、宣传教育，与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贯彻落实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传统官德对民众的榜样力量难以估量，当下社会风气之所以出现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官德出了问题。官德的核心价值在于认识“道”并践履“道”，关心人民的疾苦，办事公平正义、见利思义，按照原则、规矩、道理、法治来行事，绝不能把人民当阿斗，绝不能作风浮夸、傲慢待人、见利忘义，循道而行是做人处事当官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境界。传统社会为官之道很重要的一点是经世致用，儒学中有一批人注重实学，衡量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德的一个最重要和核心指标是为民众服务的效率问题，不仅要有德还要有能力和智慧。《尧曰》五种美政：“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杜绝4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反对“四种恶政”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各级领导干部应追求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也就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六个坚持”。在察人、用人上也要讲求德与位、德与才、德与民、荣与辱、义与利、穷与达、和与中的基本对应；在做人与做官、“敬畏意识”、义务至上、经邦济世、讲求效率上，均可从传统道德中获得丰厚资源和启迪。从孔孟开启的儒家“为官之道”，到二程、朱熹、王阳明等所谓为民请命的“官”道达到很高的境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官场生态、官德建设。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都应该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应用。这样的转化和应用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高度契合，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我们论述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目标本身。“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成功饱含着对人民大众利益的一片赤诚之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忘的初心。”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四方面存在高度契合性。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待传统和历史的进程不是由神决定的，而是由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其中第三个关系是既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确保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人文底蕴。党的二十大还从九个方面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五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创造性转化后的滋养有密切关系。

　　（作者单位：上海杉达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