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太湖流域以太湖为中心，北抵长江，南临钱塘江，东濒东海，西依茅山和天目山。气候环境、湿地资源、淡水资源、人类活动等因素共同催生了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稻作农业，并促进其发展。马家浜文化时期（7000-5800 BP），气候温暖湿润，常绿和落叶阔叶林的混交林及大面积水域共存，为全新世大暖期中的稳定暖湿阶段，人口增加、聚落扩大，稻作农业在长江下游发轫，采集狩猎占有很大比重；崧泽文化时期（5800-5300 BP），温度降低、降雨减少，气候存在一定波动，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崧泽文化和稻作农业的发展；良渚文化时期（5300-4200 BP），气候逐渐由暖热湿润向温和偏干转变，水域面积缩小，陆地面积扩大，森林景观趋于稳定，为稻作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条件。总体上，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气候变得干燥，温度降低，海平面下降，水生植物减少，森林景观由常绿阔叶林向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转变，干凉的气候改变了河网纵横、湖荡密布的景象，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为居住地的辐射创造了条件。
太湖流域部分史前遗址的绝对年代不确定、采样方法不系统、定量分析不充分，导致前期（特别是21世纪以前）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遗址的浮选或植硅体、孢粉分析上。近十余年来，考古科研院所和高校立足研究生培养开展了一些区域专题研究。如夏伙根通过梳理太湖地区早期发现和研究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资料，试图揭示马家浜文化以来的生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趋势，进而与环境变迁和社会演变进行对比分析。高玉通过分析太湖南部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小兜里、茅山和玉架山遗址出土的大植物遗存，尝试探讨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形态。王海玉、郭晓蓉对上海广富林遗址展开植物遗存分析，补充了对太湖流域广富林—钱山漾文化阶段生业经济的认识。也有学者从较大时空范畴考察全新世以来江苏地区的农业体系产生、发展与演变，对从长程尺度理解区域史前人地关系，尤其是农业化过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此外，太湖流域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阶段发现的史前水田遗迹，为研究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基于对太湖流域前期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近年的考古发现，本文选取太湖北侧和东部的5个史前遗址（杨家、赤墩、彭祖墩、姜里和朱墓村）开展植物考古研究，尝试对太湖流域史前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选择与利用及相关问题作些讨论。
一、史前植物性食物资源
根据太湖流域史前植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可以基本梳理出该地区史前主要植物性食物资源（表1），并进而发现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呈现一定共性：水稻的出现频率最高，其次为可能已经逐渐被栽培的甜瓜和葫芦，水生的菱角、芡实以及浆果类的猕猴桃、山桃等也一直广为采集利用。与此同时，地方性和历时性差异可能导致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分布（或发现）不均衡。一方面，距离山地丘陵较近的聚落出土更多山桃、栎属、杏属、猕猴桃属等，而水域临近处的遗址发现更多菱属、芡实等，聚落选址兼具这两种地貌特点者则表现出相应的植被组合特点。另一方面，区域史前水稻的比重趋于增加而其他植物性食物资源则反之。
本文直接分析的5个遗址（表1）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规律，即太湖流域史前植物性食物资源的种类和组合具有延续性和复杂化双重特点。自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水稻始终是唯一的谷物类植物性食物资源，甜瓜、菱属等瓜果类食物一直存在，而且可能有特定的蔬菜类食物（如小葫芦和蓼属植物）。总体上，谷物类食物水稻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植物性食物的种类也保持多样化。
（一）谷物类食物资源
如图1A所示，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遗址文化堆积中炭化水稻的标准密度（注：某种植物遗存数量与浮选土样量的比值）逐渐增加（0.6-6.3粒/升），应与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密切相关；出土概率先减后增，马家浜文化时期约占一半、崧泽文化时期降低、良渚文化时期骤增，总体反映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的普遍性更高；相对百分比含量在崧泽文化时期达到最高（约57%），良渚文化时期略降（49%），可能与良渚文化时期倾向摄取更加多样化的植物性食物资源有关。崧泽文化时期水稻的比重较之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偏低，可能是该阶段气候波动较为频繁、环境相对较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稻作农业发展。
杨家、姜里、赤墩和朱墓村遗址出土的238粒炭化水稻的粒型测量分析显示，马家浜文化时期平均粒长4.3mm（3.4~5.5mm）、平均粒宽2.5mm（1.6~3.3mm），崧泽文化时期平均粒长3.9mm（3.0~5.7mm）、平均粒宽2.2mm（1.7~2.8mm），良渚文化时期平均粒长4.9mm（3.6~6.1mm）、平均粒宽2.5mm（1.8~3.5mm）；呈现自早到晚米粒尺寸先减后增的趋势。水稻粒型研究表明，一般典型野生稻的粒长范围为7.1~10.0mm，粒宽范围为1.9~3.4mm，长宽比大于3.50；粳稻的长宽比小于2.30，籼稻的长宽比为2.50~3.50，长宽比2.31~2.50为中间类型。这些水稻的长宽比揭示（图1B），马家浜文化以来的炭化水稻均为栽培稻，且早期基本均为粳稻类型，晚期可能出现少量籼稻类型。
杨家等遗址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测量研究表明，从生土层到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稻扇型植硅体尺寸有所增加；自马家浜文化以来水稻扇型植硅体的纵长与横长的变异范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但总体上纵长趋于减小且横长趋于增大（图2A），纵横比有所减小（图2B），这似与良渚文化时期存在一定量籼稻类型的栽培稻（图1B）相契合。同时，水稻扇型植硅体半圆形侧面的鱼鳞状纹饰统计分析表明，生土层与马家浜文化以来的堆积中存在明显区分，一般前者数量少于9个而后者在8个以上；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期间，其无明显变化（图2C）。基于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的研究成果，可以判断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以前（生土层）应有野生稻分布，而且整个新石器时代水稻被广泛栽培但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鱼鳞状纹饰的性状并无显著变化。
因此，可以认为距今7000年前水稻在太湖流域就以驯化稻的形式存在，马家浜文化以来较为成熟的水稻栽培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稻的粒型和植硅体性状。
（二）非谷物类食物资源
研究农作物的起源和演化，不能局限于以“五谷”为代表的粮食作物，而应涵盖果树、药用草本、林木、蔬菜，甚至观赏植物。但由于药用草本及蔬菜等在鉴定与识别方面存在客观困难，加之埋藏环境的影响，目前相关工作开展较少。
史前太湖流域除了唯一的谷物性食物水稻外，可以作为瓜果和蔬菜类的植物性食物尤为值得关注。这些非谷物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在新石器时代的长江中下游普遍存在，这里以田螺山遗址为例。该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堆积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以橡子、菱角、芡实和水稻为主，而水稻粒型和小穗轴研究表明栽培稻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再结合水稻田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推测田螺山遗址的水稻正处于驯化过程中，采食经济仍占据重要成分甚至是主体，但是稍晚阶段水稻渐多、橡子等骤减的趋势渐现。这与上述太湖流域史前不同阶段水稻比重的变化趋势（图1A）一致。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以朱墓村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为代表，一方面水稻驯化已经完成并被大面积栽培且水稻上升为植物性食物资源的绝对主体，另一方面仍有少量非谷物类植物资源仍被采食利用甚至栽培。可见，该规律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很可能具有普适性。
这些非谷物类食物资源在太湖流域史前先民植物性食物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逐渐发生着变化——从马家浜文化的主体或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为稻作农业经济的有效补充，而先民们的饮食需求也很可能经历了从充饥果腹到健康营养的转变。一般（野生）绿叶蔬菜和根茎类植物性食物很少被认为具有任何膳食意义，并且不见于大部分采集植物列表中，即使它们作为考古遗物出现。但如果将这些缺失的部分纳入考虑，估计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对食谱的潜在热量贡献会达到30%~40%。而且，据22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农业和攫取经济社会的民族学调查显示，每个社群平均利用90~100种野生植物资源。因此，新石器时代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在太湖流域先民食谱中的地位尤其值得关注。如上文所述，纵然是到了良渚文化时期，野生植物资源还是作为稻作农业的有效补充被先民采集利用，尤以瓜果和蔬菜类为代表。
此外，药用植物也很可能与史前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栝楼为多年生草质藤本，其块根入药，具有引产和节育的功效，也可以食用；果皮和种子具有清热、解毒、利尿和镇痛的功效。栝楼药用很可能早至距今8000年前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随后还见于澧县城头山遗址，而且其果实也曾发现于良渚文化时期的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的陶罐中。楝为落叶乔木，其树皮、叶、果实可入药，具有驱虫和止痛的功效。楝的果核曾发现于田螺山和广富林等遗址，而且其从早到晚逐渐增多的趋势很可能指示人为利用的加强。可见，良渚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采集一些常见的草药用于疾病或伤痛的治疗已经越发常见且必要。
二、植物性食物选择的控制因素
自然界中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达8万余种，目前常规利用的约150种，而且主要是水稻、小麦、玉米等谷物，还有油料作物、瓜果蔬菜等非谷物类。植物性食物的选择与利用受到自然、人为双重因素的制约。
（一）植物性食物的选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史前生态环境对食物结构的影响是首位的。秦岭淮河一线将中国划分成南北两大自然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形成农作物南稻北粟的布局，催生并影响着中国的饮食文化且一直延续至今。太湖流域新石器时期植被演替与环境变迁的研究表明，该区域拥有较为相似的环境特点和植被分布。可见，史前太湖流域的植物性食物选择具有整体趋同的地理环境因素。同时，聚落的地理地貌差异也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如靠近太湖或平原水网地区分布的聚落与依山前岗地或台地而居的聚落即会存在居住结构、食物选择与利用等方面的差异。
（二）植物性食物的选择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植物性食物选择的人为因素包括生计方式、生产加工技术和饮食习惯等，这三者分别决定或影响着饮食类型、饮食方式和饮食种类。
定居的农耕人群偏好植物性食物（主要是谷物），半定居的游牧人群偏好动物性肉食。随着农耕生计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先民所食谷物类食物趋于增加。太湖流域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普遍和强化直接增加了水稻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比重。
马家浜文化盛行的陶釜、良渚文化流行的陶鼎均适于稻米的煮食加工。甑类器物出现前，植物性食物很难蒸食而主要是煮食、烤食或者直接食用；石器磨制技术出现前，许多谷物采用粒食方式。这也反映在中西方饮食方式的差异上，总体表现为中国“粒食-蒸煮”和西方“粉食-烘烤”传统的特点。
饮食习惯可以随着人口流动或人群迁徙而扩散，太湖流域从陶釜到陶鼎的演变，是考古学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这种变化可能是文明的演替或者暴力的取代，但均无法逃脱包括饮食习惯在内的文化进化、重组甚至替代。
社会复杂化程度也会影响食物的选择和利用方式。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聚落数量增加、规模增大，社会等级分化逐渐显著，神权意识加剧，文明化程度提高，较高等级和身份的人们享有特权，饮食更加健康、营养，食物加工精细化程度应更高。
（三）植物性食物选择的地方性差异
从表1可见，植物性食物资源在太湖流域同时期遗址中呈现“大同小异”的分布特点。这主要应是区域植被景观总体较为一致且地方性植被景观存在一定差别所致，也可能是发现的偶然性使然。若将比较范围延伸到太湖流域与钱塘江下游的宁绍平原，较大的差异即现。以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为例，宁绍平原河姆渡、田螺山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橡子（栎属）在太湖平原几乎不见，这应系遗址地理位置和微观地貌环境的差异所致。一般认为产量较高的坚果树多分布在林缘和开阔地带。河姆渡和田螺山遗址均处于丘陵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采食地带性植被中典型的橡子具有地缘优势，而且这种采食橡子的习惯也很可能承自跨湖桥文化。全新世早期人们对于橡子等坚果的依赖性较强，很可能促使了聚落选址距离坚果资源集中分布的山区较近的地点。
三、环境、农业与考古学文化的兴替
自然植被和农业构筑了连接环境和考古学文化的桥梁，使得“文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进化”，人类的开发设施和聚落的运转机制与环境的生态性承受能力相互作用。
（一）气候、环境因素
环境变化和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较小幅度的环境变化往往会促进文明的演进、较大幅度的环境变化抑制文化发展甚至直接导致其衰落、一些变化较大的气候事件具有双重作用。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表明，全新世的气候并非异常稳定，而是存在着广域性甚至全球性百年或千年尺度的变化。下面简要讨论发生在8.2 ka BP、5.2 ka BP（或5.5 ka BP）和4.2 ka BP（或4.0 ka BP）的气候事件对考古学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影响。
1. 8.2 ka BP的气候事件
8.2 ka BP前后的一次降温被称为“全球寒冷事件”，其中心事件持续时间不足百年，此次降温事件的结束在很多地区标志全新世最适宜期的开始。其在中东造成200年之久的持续干旱导致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居民放弃了农业定居生活，而被迫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迁出的人群来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附近，直接促进了该地区灌溉农业的产生。中国长江下游的跨湖桥遗址文化堆积的绝对年代范畴约8.0—7.4 ka BP，在8.3—8.0 ka BP期间遗址所在地为自然植被所覆盖，与前期的上山—小黄山文化（11.4—8.6 ka BP）存在文化断层，很可能受到此次降温事件的影响。但此后，随着跨湖桥文化的发展，长江下游史前考古学文化逐渐繁盛起来。
2. 5.5 ka BP（或5.2 ka BP）的气候事件
5.5 ka BP（或5.2 ka BP）发生的气候转变是世界很多地区全新世最为显著的气候变化之一。如非洲发生了“撒哈拉干旱”（Sahara Aridity）事件或“气候危机”（Climatic Crises），湿生植被退缩，湖泊减少或干涸，游牧文化取代湖泊定居型社会。该降温事件在中国也有较明显的反映，其持续时间在200—500年之间，考古学上称之为仰韶暖期中的寒冷期。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较之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比重偏低，这与崧泽文化时期气候干凉且波动频繁以及5.5 ka BP（或5.2 ka BP）的降温事件很可能有关。
3. 4.2 ka BP（或4.0 ka BP）的气候事件
4.2 ka BP左右存在一个波及整个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的冷干事件，即“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 3）。该事件是继“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后最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和历史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标志着很多地区全新世最适宜期（Holocene Optimum）的结束和后全新世的开始，也被认为是造成该时期世界范围内文明衰落和民族迁徙的重要原因。该降温事件在不同区域表现出具体有别的环境效应和人类响应。在非洲尼罗河流域和西亚两河流域，这次降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严重的干旱，导致其古代文明衰落。在中欧和北欧地区，该事件带来的却是降水的增加，寒冷与潮湿迫使人群大迁徙。在中国南方地区，该降温事件叠加由地球轨道因素变化带来的气候变化，使东亚夏季风降雨带北撤南迁，形成中国东亚季风区的一种“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造成中国南方地区降雨增多，进而引发了持续高频的洪水事件直接导致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衰落。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支持此次环境变化的推论。太湖流域很多良渚文化末期的文化堆积之上都有一层淤泥覆盖，且太湖、澄湖和淀山湖等湖泊的湖底发现了一些良渚文化末期的遗址，表明良渚文化末期区域水域面积扩大、甚至洪水泛滥。太湖流域平望等地点的高分辨率孢粉、真菌孢子和藻类分析再次验证了4.2 ka BP左右的骤然降温事件和洪水频发现象。
水稻喜温湿环境，稻作农业是典型的灌溉农业，但温度骤降和长时间持续降水也会引发农业灾害。因此，即便不发生大的洪水，这些灾害也会对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中原地区特定的地理区位（中国二级和三级阶梯的交接地带、全新世适宜期时的温带和北亚热带之间的过渡带）可以减少降温和干旱对其旱作农业的打击，同时又能较好地避免洪涝的袭击。
（二）环境与文化的耦合
植物可以提供食物、建筑材料、薪柴等资源，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植物群落维持水分循环、保护水域和土壤结构，对水土资源保护和局部甚至全球气候调节起到重要作用。环境压力在重塑人类活动和聚落选址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人类的适应策略包括多种，如增加对食物生产的依赖、将居址迁移到更加适于发展的地点以及开发新技术等。
在人口压力和环境演变的双重作用下，稻作农业产生并逐渐发展。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植被景观、发达的稻作农业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频繁波动的气候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很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文化的衰亡。稻作农业形成前，聚落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和临河岗地（岗地型），以便开展狩猎、采集和捕捞的觅食活动；稻作农业形成后，聚落迁至更适宜发展的平原水网地区（墩台型）。因此，稻作农业“在考察研究东亚文明的诞生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考古学文化的繁盛和稻作农业的发展对区域环境景观有一定重塑作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技术和人们改造与利用自然的能力，稻作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植被景观。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表明，遗址数量逐渐增多、中心聚落规模扩大、文化内涵趋于丰富、社会复杂化不断加剧，但至广富林─钱山漾文化时期区域文化突然衰落（表2）。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太湖流域在马家浜文化时期（7000—5800 BP）、崧泽文化时期（5800-5300 BP）、良渚文化时期（5300-4300 BP）和广富林─钱山漾文化时期（4300—3900 BP）分别约40、55、248和8处考古遗址。也有统计显示，截至2002年发现的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时期遗址数量分别为100、102和551处。还有学者估计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不下千余处，至广富林—钱山漾文化阶段，遗址数量骤减。太湖流域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大量的炭化水稻或稻作农业出现并发展于全新世中期，而7000 BP以前（或生土层中）发现的水稻植硅体和水稻型花粉，很可能来自野生稻。可见，全新世中期太湖流域的气候环境相对稳定，人类管理与栽培（水稻）行为不断强化，水稻逐渐成为与自然植被相互映衬的人为景观（栽培作物）。
（三）太湖流域史前稻作农业、环境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处于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盛期（7900-4400 BP），气候温暖湿润，但很可能受到几次大范围突发性气候事件的影响；地带性植被景观基本相同，自然植被均是以栎属、栲属、榆属等为代表的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人工植被水稻在平原水网区已经逐渐被广泛栽培。与此同时，持续三千年左右（7000-4300 BP）的人为堆积的不同阶段或不同遗址间又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个性特征，如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附近榆属植物更多且不同遗址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不一、崧泽文化时期更加偏爱桦木属植物、良渚文化时期植物性食物资源的种类仍趋多样化。良好的气候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了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马家浜文化时期，聚落选址大多局限于平原外围的沿山地带或临近河湖的高亢地带，相对散布于太湖周边地区。聚落间不见等级分化，聚落内无明显功能区划。稻作农业表现出一定的发展水平，相关遗存包括水稻遗存（炭化稻谷、稻壳及其印痕、小穗轴、植硅体、花粉等）、水田遗构及相关遗迹、可能的农业生产与收获工具。草鞋山、绰墩、姜里等遗址揭露了面积相对较小的水田遗迹，呈现了水稻栽培的原始场景。与此同时，仍有较多野生植物资源，如葫芦、甜瓜、菱角、芡实、桃、杏、梅等。狗、猪、水牛很可能作为家畜进行饲养，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为初级开发型，以渔猎为主、家畜饲养为辅。有学者提出马家浜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的次生文化体”，南边是上山—跨湖桥—河姆渡文化体系，北方是以江淮文化体为中介的黄河下游后李—北辛文化体系。可能正是内部文化次生因素较多，外部可供依赖的自然环境较好、野生食物资源丰富，马家浜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尚未被激发出来，作为太湖地区的早期文化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也较小。
崧泽文化时期，聚落倾向选址于平原水网区，堆筑墩台。遗址在太湖北岸和东部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态势。聚落间尚未出现明显的功能分化，聚落内部更趋规划性，相对独立的生活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逐渐形成。稻作农业所占的比重应有所增加，狗和猪被作为家畜饲养且后者较多。该阶段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仍是以渔猎为主、家畜饲养为辅。长江下游地区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形成了“崧泽文化圈”，持续活跃的文化交流使得区域考古学文化面貌更具“内向的凝聚性、统一性和共通性”，与后续良渚文化的崛起和繁盛有必然联系。崧泽文化内部以太湖东部的崧泽遗址群为代表，文化向心力和认同感更强。
良渚文化时期，延续崧泽文化的聚落选址特点。聚落分化加剧，分布更集中，形成不同的聚落群体。聚落群体之间与内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等级差异或功能分化，权力区（良渚古城）、精神信仰区（祭坛、贵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如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一般居住区（村落）、农耕区（茅山遗址单块田块面积接近2000平方米），体现了聚落间功能分化与规划的用意。良渚古城、中心聚落、次级聚落和一般聚落，从聚落规模和数量上又表现了清晰的聚落层级，彰显了文化向心力。尤其是良渚古城，由外向内层第安排水利设施、城墙、莫角山高土台建筑群与以瑶山、反山为代表的贵族墓地、农业生产（茅山遗址）与仓储区等，体现了聚落内部规划设计的精心逻辑，建筑规划合理、建筑形式多样、建筑结构复杂、建筑体量庞大，是良渚人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范例。稻作农业迅速发展，在先民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比重，为良渚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茅山遗址良渚文化水田农耕区呈现的生产力，可见一斑。同时，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协同构筑多样化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狗、猪、牛被作为家畜饲养且出现了饲养家猪的高峰。人骨微量元素分析显示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时期人骨中锌元素的含量很高，推测可能源自各种鱼类、蚌等水产资源。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转变为开发型，形成以家畜饲养为主、渔猎为辅的获取肉食资源习惯。
良渚文化时期，太湖流域向北经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至淮河流域，向西扩张至大溪文化势力范畴的长江中游地区，同时又不断吸收交融区域甚至更远的文化因素（如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的玉器），表达影响力的同时又不乏包容性。良渚文化末期，高度复杂化的神权（紧密结合王权）社会渐显疲态，终为激增的非生产性劳动和生产力支出（如修建大型公共建筑、制造以玉器为代表的奢侈或礼仪性物品）所累。加之外部自然气候环境的冷干骤变与频发的洪水影响，从稻作农业这一经济基础的动摇开始，良渚走下“神坛”。
从长程上看，上山—小黄山—跨湖桥文化先民很可能顺钱塘江而下，一支东向取道宁绍平原发展成为河姆渡文化，另一支北上进入杭嘉湖平原—太湖流域成为马家浜文化的源起者。这批起初带有河姆渡文化体系烙印的先民引进了稻作农业生产技术，在太湖流域扎根繁衍，构建了持续约三千年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体系（表2）。马家浜文化时期，区域除了明显的河姆渡文化因素外，还表现出黄河流域后李—北辛文化体作用下的江淮文化体的文化因素。崧泽文化时期，文化交流加强，与北部的大汶口文化，西部的黄鳝嘴、薛家岗文化更多互动。良渚文化时期，除了互动性的文化交流，更多的是良渚文化对周边的强势影响，这是建立在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然而，良渚文化晚期太湖流域最终还是未能摆脱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北方龙山文化的侵扰。毋庸置疑的是，太湖流域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体系为“满天星斗”式的中华文明起源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结 语
概之，气候环境优势、湿地和淡水资源、人类活动等因素共同催生了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稻作农业体系，并促进其发展。该体系中的植物性食物资源具有组合复杂化和延续性的特点，既有谷物类的水稻，也有瓜果类的甜瓜、菱属等以及可能作为蔬菜类的多种食物（如小葫芦和蓼属植物）；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分布则表现出区域一致性和地方差异性并存的特点。
稻作农业是太湖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维持了区域植被景观。良好的气候环境为太湖流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考古学文化的延续与繁盛提供条件。持续发展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体系为以水稻种植为主体的区域农业发展提供了社会保障（如劳动力资源、技术革新、管理体制等），而且很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维持区域环境稳定和生态平衡的概念与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