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早在新王国时期即已深度参与古代近东事务，迎来大量移民，成为一个包容和吸纳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国度。后期王朝时期（第 26—31 王朝，公元前 644—前 332 年），既有本土王朝的复兴，又两次被波斯占领。这一时期的埃及与东地中海各政治势力的交往更加深入，埃及城市中首次出现希腊人集中贸易和聚居的区域。自后期王朝以来，经希腊化和罗马统治时期，埃及迎来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新的移民浪潮，包括希腊人、波斯人、犹太人、安纳托利亚人、黎凡特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黑人等。其中，为埃及带来持久政治和文化影响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得到有力推进。由于对晚期古代遗址的发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聚焦于纪念碑性特征突出的宗教或公共建筑，对城市整体遗址的发掘较少且遗址保存状况普遍欠佳，目前对晚期古代埃及城市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在纸草文献的辅助下，整理考古发掘成果，重构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部分城市布局，讨论相关建筑的风格、功能及其沿革，但仍远不足以描绘城市发展的全貌。本文以希腊化城市在埃及的出现和发展为线索，整理晚期古代埃及的移民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尝试在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代的整体语境中考察埃及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呈现方式及其影响。

　　一、 外来移民与多元文化传统的交汇

　　埃及人和希腊人最早建立联系可追溯至第 18 王朝法老阿蒙霍太普三世时期（公元前 14 世纪上半叶），在当时埃及对其各臣属国的描绘中，伊奥尼亚人首次出现。之后，晚期青铜时代环东地海世界的大灾变打断了包括埃及与希腊的联系在内的许多国际交往。直至公元前 7 世纪，即后期王朝中的舍易斯时期（第 26 王朝，公元前 664—前 525 年），埃及人与希腊世界恢复正常往来。这一时期，埃及以希腊雇佣兵充实军队，大批希腊人因此来到埃及，位于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成为埃及和希腊文化的重要交汇点。该城是出于贸易需要而建成的希腊人聚居的城市，也是在亚历山大城建城之前在埃及承担衔接地中海贸易网络重任的重要节点城市和港口。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希腊人再次与埃及本土政权发生联系，缘于一次偶然事件。第 26 王朝的普萨姆泰克一世（Psamtik I，约公元前 664 —前 610 年）本是埃及分裂为 12 个部分时的诸王之一，后被其他国王忌惮并放逐。为了复仇，他向布托城（Buto）的勒托（Leto）女神求取神谕，后者向他建议寻求来自大海的“青铜人”的帮助。之后，一些正在海上劫掠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身着青铜铠甲，被迫在埃及海岸停泊，神谕应验。普萨姆泰克随即向他们求助，并承诺如果他们与其结盟，助其成功，他将致以重谢。随后事成，普萨姆泰克废黜了其他诸王，重新统一埃及。他兑现诺言，将尼罗河佩鲁西亚支流两岸的两块土地（即希腊语的“营地”）提供给帮助他取胜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居住，并让一些埃及的孩子向这些人学习希腊语，他们成为之后埃及—希腊语翻译人员的先驱。这两块“营地”并非位于瑙克拉提斯，而是在其附近。直到舍易斯王朝的另一位君主阿玛西斯（Amasis，公元前 570—前 526 年）时期，他对希腊人抱有好感，不仅把希腊人从上述“营地”迁至孟斐斯，用作他的侍卫，而且，在他给予某些希腊人的优待中，特别把瑙克拉提斯这样的城市给予愿意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居住；对于愿意在沿海进行贸易，但不想定居在埃及的人，他答应给他们一些土地，供他们用来安设祭坛和修建神庙，共有希腊东部的九个城市参与出资了这些建筑项目。根据以上记载并结合考古证据可知，希腊人于公元前7世纪以普萨姆泰克一世的雇佣兵身份来到埃及并获准定居 ；瑙克拉提斯作为一处埃及定居点建立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公元前 625 年，这里居住着埃及人、希腊人，可能也有腓尼基人，后于公元前 570 年前后由阿玛西斯“特许”给希腊人居住。该城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埃及和希腊两个文明的跨文化接触的桥梁。

　　瑙克拉提斯位于舍易斯城以西约 16 公里处卡诺皮克支流岸边，除地理位置便利外，它的发展还受益于处于盐和泡碱的产地附近，且周围即是三角洲腹地，汇集了充足的谷物用于出口。瑙克拉提斯在其鼎盛期占地约 60 公顷，总人口约达 13000 人：除希腊和埃及人外，这里还有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波斯人和其他族群。作为一个通往地中海的军事基地，它曾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当时的海军战舰和大型海上航行船只都可以停泊在此处 ；作为埃及最早的一座“希腊城市”和港口，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是埃及通过地中海与希腊、腓尼基、塞浦路斯、北非、萨丁尼亚、伊特鲁里亚和西班牙进行贸易的联结中心。瑙克拉提斯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古代殖民城市，从来不是殖民地，也没有被外国势力完全占有过 ；外国人在这里获得了各种特许权，他们在这里发展商业利益，相应地新的城市区域发展起来，但城市本身仍控制在埃及当局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尽管相隔遥远的时空距离，这座城市却与 1842 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上海颇为相似。

　　到了希腊化时代，随着托勒密王朝的建立，埃及吸收了大量东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移民，其中，由托勒密主导的军事移民数量庞大。据推算，至公元前 3 世纪中叶，这类移民约占希腊成年男性移民的63％，数量达 5 万之巨。这既是由于征服埃及的马其顿希腊上层不信任本土埃及人，将其排斥在军队之外；同时，埃及士兵在战力上不如马其顿希腊雇佣军享有国际声誉也是一个原因。致力于与其他希腊化王国的军事竞争的托勒密君主必须采取主动策略，招募域外移民组成王朝军队并在必要时补充兵源。托勒密一世建立起一支总数约在 5 万至 6 万人之间的马其顿希腊人常备军，且能在一度遭遇惨败、军力折损近半的情况下迅速将士兵数量补充并维持在 3 万至 4 万人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证明其招募马其顿希腊军事移民组成王朝常备军策略的有效性。

　　托勒密王朝还采用“柔性”方式吸引马其顿希腊移民前来埃及。通过建立亚历山大缪斯神庙（博物馆和人文研究院）和图书馆，大力扶持希腊文化研究，汇聚了一批饱学之士，亚历山大城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中心。同时，希腊部分城邦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被引入新建的希腊城镇，降低了希腊移民在异域定居的生活障碍。

　　晚期古代埃及的另一大移民群体是犹太人。公元前 7 世纪中叶，一批犹太士兵在象岛协助第 26 王朝的普萨姆泰克一世对抗第 25 王朝的末王塔努塔蒙（Tanutamun）。公元前 6 世纪中叶，驻扎在象岛的犹太士兵转为波斯帝国在埃及的边防卫戍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在象岛建立了定居点。象岛的犹太人宗教有巴比伦宗教的强烈痕迹，他们不仅崇拜亚卫（即耶和华［Yahweh］），可能也崇拜战争和狩猎女神阿纳特（Anat）以及女神阿夏姆（Asham），女神被视为亚卫的配偶，这是早期亚卫信仰与传统多神教相似的证据之一。后世以宗教排外为特征之一的犹太教对这一时期象岛的犹太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他们的犹太教仍保持一种开放状态。正是因为存在宗教的相似性，犹太人得以与周围拥有不同信仰的埃及人以及其他族群在大部分时间中通过通婚、经济协作等方式和睦相处。在托勒密时期，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 307 年征服耶路撒冷，将巴勒斯坦地区的 12 万犹太俘虏集中迁往埃及（约瑟夫斯认为之后旋即被托勒密二世释放），其中有 3 万人被安置在军队和边境工事中；到公元前 200 年，仅亚历山大城即有 10 万犹太人 ；在托勒密六世时期，受马加比战争影响，约在公元前 170 年前后，又有大批犹太人随大祭司奥尼亚斯来到埃及。埃及的犹太人不仅人数众多，是埃及人、希腊人之外的第三大族群，而且广泛分布在北至亚历山大城、南至象岛的埃及各处。

　　需要注意的是，托勒密王朝在官方意义上使用的“希腊人”术语，并非一直指称一般意义上拥有共同血缘的希腊人族群，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占据更为有利地位的身份标识，其他族群的成员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获得这一身份。因此，随着族群间通婚和文化交流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以及托勒密王朝刻意制造“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身份区隔，“希腊人”这一标签在区分移民的最初来源地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弱。这种族群称谓在某种程度上“名不副实”的情况也出现在托勒密官方对犹太人的身份“分类”中，来自巴勒斯坦、腓尼基、南叙利亚以及约旦地区的移民被统称为“叙利亚和腓尼基人”；而非官方的文献则称其为“叙利亚人”，这一称谓显然既不指语言，也不指部落，而是依据其来自的地域。希腊化时代埃及的移民规模大，时间长，现有纸草材料中已经发现来自地中海东部、中部近东、东北非和黑海地区的 237 个不同族群和文化群体移民的证据，而且移民中约三成来自非马其顿希腊族群，埃及已经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罗马时期的埃及作为帝国的行省之一，来自帝国境内其他区域的移民以及埃及行省内部各区域间的移民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域外文化与埃及本土文化在长期共存中产生交流与互鉴，其表现之一即是深刻影响了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

　　二、 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埃及城市（镇）的规划与纪念碑性

　　长期以来，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这种情况首先与相应时段的历史研究在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内都不受重视的总体情况有关：埃及学更重视法老时段，西方古典学更重视希腊城邦研究，晚期古代埃及处于这种“双重边缘”的状态，在一些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学者们更重视法老时代的地层和器物，晚期古代的相关内容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另外，埃及农民长期有将古代城镇遗址建筑物的泥砖风化成的土壤挖去肥田的行为，这既导致一些遗址的意外发现（如阿玛尔那），也对很多遗址造成严重破坏。第三，在埃及考古的早期阶段，发掘重点是“寻宝”或获取纸草文书，缺乏对非“宝物”、无文字的器物和遗址的保护意识，破坏性的发掘使古代城镇遗址的状况雪上加霜。这一情况在 20 世纪末以来得到了改善，尽管完整的城镇遗址数量仍然很少，大部分古代城镇遗址都位于今天的人类居住区域的地下，但结合近 30 年来的发掘、纸草学研究成果和古代作家的记载，目前可以对晚期古代埃及，尤其是托勒密和罗马前期埃及城市布局和建筑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勾勒。

　　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混合了大量希腊和地中海世界其他区域的移民，城市和建筑因而结合了不同来源的文化要素，城市规划与建筑布局显示出希腊文化的影响以及当希腊传统与埃及传统相遇后出现的本地化倾向。城市布局一般分为自然生长和人工干预两种，从早期定居点逐渐发展起来的古老城市一般属于前者，出于特定目的而新建的城市基本属于后者。最著名的法老时期的埃及城市包括第 12 王朝法老塞努斯瑞特二世的金字塔城拉洪、新王国时期的工匠村代尔 · 麦地纳，以及埃赫那吞的新都阿玛尔那。这三座城市均为新建的有规划的城市，尤其是工匠村城镇的网格状棋盘式布局显示了明显的人工主导意图。这种规划方式在希腊对应为以建筑师米利都的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的名字命名的“希波达姆斯式布局”。

　　公元前 5 世纪之前的希腊城市和埃及城市类似，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但关于城市生活和城市规划的设想已经出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构想了城市生活的美好和理想状态，柏拉图的政治理念包含了城市规划方面的考虑，在他看来，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整体之中。在一个有差等的、不同阶层的居民居住的城市中，为了城邦应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甚至也可以牺牲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一座有城墙的城市的每座房子里都可以防守，每条街道四面都是统一的，有规则的。它易于防守的特点在安全方面胜过其他任何城市。柏拉图从安全防守的角度提出规则统一的城市规划思想，展现了强烈的人工主导和干预意志，深刻影响了希波达姆斯。在希波战争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希波达姆斯基于柏拉图等人有关社会秩序的理想，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的秩序和美。这一模式在古典晚期和希腊化时代被广泛使用，罗马时期则被用于大量军事卫戍城的规划。

　　希波达姆斯模式要求将城市依功能均衡地分成大小相似、可以相互区分的不同区域，整体上呈网格棋盘状 ；城市中心是公共建筑和神庙所在的广场，但这一区域需从属于网格棋盘系统，街道平行于重要机构的入口而不是以中轴线的方式与其垂直。在这种模式下，城市空间被相对均等地分割，一些新建城市甚至引入标准化住房，居民的房屋类型大体相同。这种对一致性和均等性的强调是希腊式的民主理念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具象实现。

　　埃及的情况则是另一番光景。希波达姆斯模式在托勒密埃及的城市（镇）规划中同样得到运用，但它所承载的理念却与希腊城邦并不相同。马其顿希腊人统治者在埃及大力扶持希腊文化，但对建立民主政制不感兴趣。同时，网格棋盘式城市布局对埃及人来说并不陌生，这是出于特定目的而新建城市的典型规划模式。早在古王国时期，为国王建造金字塔的建筑工人所集中居住的工匠村即是这种城市；中王国时期为了迅速、简便地安置大量工匠或移民，也曾新建此类城市。联系中王国时期社会控制增强的历史语境，埃及学家认为，这是一种过时而刻板的城镇规划理念（其设计者试图创造出一个他们想象中的社会的现实形式），是国家控制民众生活和财产的手段，不给财富在社会经济增长和展示中预留任何自主空间。因此，理解托勒密埃及城镇规划，需要综合考虑这一时期的实际需求以及移民和本土居民所代表的埃及和希腊两种传统的“对接”情况。

　　希腊化时期，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许多新的定居点在埃及建立起来。马其顿希腊人在埃及建立的首座城市是后来成为托勒密王朝首都的亚历山大城。这座城市的选址是亚历山大刻意为之，它坐落在尼罗河三角洲最西侧的地中海沿岸，在实践和象征层面都保持着与埃及传统的若即若离。亚历山大城沿海岸线伸展开来，全城有三个重要港口，其中两个是海港，还有一个是城市南部马里奥特湖（Mareotic Lake）边的内港。整座城市分成五个辖区，以希腊语的前五个字母命名，包括王室区、埃及人区、希腊人区、犹太人区以及墓区。城区由一条长约五公里的大道贯穿东西，另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宽达 30 米，二者交叉处是一个广场，其他重要街道与两条主干道平行或以直角相交。相当一部分城区在整体上呈典型的网格棋盘式布局，大的街区内部由更次要一级的街道进一步细分为小的单元。博物馆和体育馆等希腊城邦中常见的公共建筑和设施排布其间，最初的网格系统一直保存至中世纪。此外，该城还有城市供水系统，以运河引水入城，再将水通过水道分配至各蓄水池供生产和生活之用。

　　除亚历山大城外，希腊移民在埃及集中居住的地区首推法雍。为了安置移民、提高农业产出和税收，继中王国时期首次开发法雍以来，托勒密王朝开始对法雍地区进行古代埃及历史上第二次开发，这一地区出现诸多新城镇，其中一些由托勒密官员督建，一般采用网格棋盘模式的城镇布局，由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督建的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即是一例。

　　这座城市没有城墙，网格状布局较为规则，城区四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与至少八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垂直相交。这些街道宽度约五至十米，其中，有两条南北走向的街道约是其他街道的两倍宽，可能是主干道。已发掘的区域显示有两座神庙，其中一座是泥砖建成的埃及风格的神庙。纸草文献则表明，当时有许多其他神庙和圣所分布，还有体育馆、公共浴室和一些其他公共建筑。所有的主要神圣区域和公共建筑都被置于整体网格规划之下，道路通过而非通向特殊的建筑，与亚历山大城类似。这显示了希波达姆斯网格棋盘模式运用于东方地区新建希腊化城镇规划的一般特征。

　　但是，也有一些已经发掘的法雍城镇仍然采用较为松散的传统布局方式，如索克诺帕欧奈索斯（Soknopaiou Nesos，图1）和巴基亚斯（Bakchias）。这两座城镇在托勒密和罗马前期均处于活跃状态，巴基亚斯南部区域则是其晚期罗马和拜占庭时期市镇的中心。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传统的埃及神庙在城镇布局中处于中枢地位，一条通向神庙的主干道（圣道）构成城市的主要轴线，这通常是该城唯一的石砌道路，道路两旁通常排列着巨大的雕像。除了神庙和圣道之外，城市的其他区域一般没有明显的人工规划痕迹，而是围绕着神庙（可能不止一座）及其圣道呈自然生长分布状态。巴基亚斯是典型的古代埃及城镇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再发展的案例，在该城镇的重新规划中，神庙的中心地位直至罗马时期也并未动摇。

　　除此之外，法雍西部边缘的狄奥尼西亚斯（Dionysias）的城镇规划可以视为将自然生长的松散模式与网格棋盘状的希波达姆斯模式进行了结合（图2）。穆勒指出，如果在狄奥尼西亚斯平面图的上方覆盖一个矩形的50×50米的网格，主神庙则恰好处于城镇中心四个公寓群的中间位置，代替了原本应处于希波达姆斯式城市中心位置的“广场”，可以与格状体系在形式上相匹配。因此，这是该城镇的设计者整合两种不同的城市规划策略的尝试。

　　罗马统治时期，埃及并未出现城镇规划的新模式，新的城镇管理者一般对托勒密时代原有的基本布局表示尊重，但出于实际管理或重建的需要，罗马人也会对城市做出新规划。如在亚历山大城，这座城市的政治局势早在托勒密晚期即长期动荡，被罗马吞并后，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流血冲突和其他社会矛盾使局势更为糟糕。罗马人将在埃及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历山大城或城外的新区尼科波利斯（Nikopolis），以便控制这座城市。该新区建造了剧院和其他景点，以纪念屋大维 / 奥古斯都的胜利，这使年久失修、已被忽视的亚历山大城的其他纪念物相形见绌。

　　法老时代的埃及不乏充满纪念碑性特征的纪念物，如金字塔、方尖碑以及数量繁多的大型雕像，这一特征在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发展中同样存在，但纪念物及其纪念碑性的内涵存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神庙圣道及其附属建筑见证并反映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社会和文化变革。

　　作为一种连接神庙与外部空间，或是联系两个神庙之间的仪式性通道，神庙圣道是其所在城镇唯一有石砌路面的道路，在埃及历史上最早可追溯到第 18 王朝哈特谢普苏特时期。这位女王将卡尔纳克的阿蒙—拉神庙和南面的穆特神庙以及卢克索神庙之间铺上石块连接起来，这条仪式大道后来成为东底比斯地区最为重要，也是埃及历史上最长的圣道，是哈特谢普苏特采取的一系列使王位合法化的宣传手段的一部分。第 30 王朝时期的奈克塔尼波一世修建了从卡尔纳克到卢克索神庙之间以沙岩铺就的圣道，圣道两侧约 700座斯芬克斯的头像全部是这位君主本人的形象。前托勒密时代，在底比斯地区之外，可能只有孟斐斯塞拉皮雍一处圣道留存至今。这条后来出现于斯特拉波笔下的圣道有可能是奈克塔尼波一世所建。现存圣道建筑绝大部分都始建于托勒密时代，并一直沿用到罗马早期。

　　法雍地区泰布图尼斯（Tebtunis）的索克奈布图尼斯（Soktebtunis）神庙圣道，是为数不多可以确切断代的此类建筑。包括圣道在内的索克奈布图尼斯神庙复合建筑，整体上新建于托勒密一世时期。但现存的石砌圣道断代于奥古斯都时期，直通向位于遗址南部的神庙，在它下方覆盖着托勒密时期的圣道。它的起点处以一对石狮的基座为标志，往前是一个粗糙的石亭（这可能表明未能最后完工）。另一条罗马时期的圣道向西通向沙漠，可能是通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鳄鱼神的葬祭庙。在石亭的前方有一对伏卧的石狮，这里是托勒密时期圣道的起点，接下去还有一个托勒密王朝早期的石亭。圣道终止于托勒密十二世或奥古斯都时代一个露天的门廊，它的石墙上有浮雕，呈现的内容是每年一次从神庙出发的鳄鱼木乃伊游行。圣道两侧在罗马时期建有供节日期间私人社团成员聚会使用的宴饮室。

　　在孟斐斯，托勒密一世创立了融合奥西里斯和阿皮斯的塞拉皮斯的崇拜后，在原有的第 30 王朝神庙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塞拉皮雍，其圣道两侧分立着第 30 王朝所建 134 尊石灰岩斯芬克斯。在托勒密时代，塞拉皮雍圣道出现了新变化，一群神话中的人物与动物的希腊式群像出现，它们演绎了狄奥尼索斯和奥索拉皮斯（Osorapis，希腊化时代后期的融合神，与塞拉皮斯混同）在冥世方面的职能。在这组群像中，天界的小童们骑在狮子、雌豹、孔雀，甚至是冥府看门狗刻耳柏洛斯身上——它在喝过葡萄酒后醉得失去了活力，伸出了舌头。另外，还有一个曾有翼的女海妖塞壬的雕像。她正在起舞奏琴。结满果实的葡萄藤覆盖了群像的岩石基座，同样暗示着这是酒神崇拜的氛围。这种轻松的氛围基调表明，群像呈现的内容可能是托勒密二世节日庆典中酒神崇拜的一部分。

　　在神庙的入口附近，主圣道和另一条道路的交叉处旁，有 11 座大于真人尺寸的哲人和诗人群像。他们有坐有站，围成一个半圆（图 3）。最右边的坐像倚靠着一把琴，可能是一个诗人。一些雕像上有希腊语铭文，可以辨认出“PLATO”“PROTA（goras）”以及涂鸦“PIND（aros）”的字样。这些雕像以粗糙的石灰岩基座相连、支撑，有些已经严重损坏，甚至没有了脚。由于半圆形群像的泥砖基座几乎没有动过的痕迹，这些雕像可能位于它们最初的位置。群像是石灰岩材质，对再利用来说价值不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免遭破坏。

　　关于该群像所代表的人物身份，已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他们代表着一群智慧的希腊人，曾在埃及游历过，并将科学、智慧和艺术带回了欧洲大陆。这种观念来自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他引用了阿布德拉（Abdera）的海卡塔乌斯（Hecataeus）的著作，列举了曾到过埃及的一系列诗人、哲人、数学家、占星师、立法者、预言师、艺术家和工程师。狄奥多罗斯同时意识到，当埃及人提及这类希腊人时，很可能是用来显示自身埃及文明的优越性。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将这一群像和狄奥多罗斯的人名表联系起来，也有可能这些铭文是后人添加的。但是，在包括托勒密埃及在内的希腊化世界，知性生活是如此重要，以贤人群像作为奉献主题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哲人对生与死问题的沉思，哲人与坟墓（尤其是埃及的坟墓）之间的特殊联系，使他们立于代表冥界入口的神庙之前变得合理。

　　另外，孟斐斯在古代被视为哈迪斯和爱丽舍乐园（Elysion，即极乐净土）的所在，通向哈迪斯所掌管的冥府入口的即是孟斐斯奥索拉皮斯的圣所。这种观念应当是起源于圣所与奥西里斯的紧密联系，以及它只在阿皮斯神牛的丧葬仪式时才开放地下拱墓这一事实。直到罗马帝国时代，仍有塞拉皮雍是哈迪斯冥府入口的观念。神话中刻耳柏洛斯和塞壬的故事暗示了塞拉皮雍入口处的群像与哈迪斯冥府入口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雕像的酒神特征说明，它们可能是被特意安放在冥府这一神圣之地。

　　哈迪斯极乐净土的很大一部分被认为是一个引导高贵灵魂进入快乐、神圣和永生之地的区域。希腊古代传统认为，人们会在那里遇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柏拉图使用了这一理念 ：当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提出死亡并非恶事时，他列举了死后可以在哈迪斯那里遇到的许多有趣的人，既包括荷马时代的英雄，也包括俄耳甫斯（Orpheus）、慕赛俄斯（Musaios）、荷马和赫西俄德等。对于柏拉图来说，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生活，是进入哈迪斯这部分美妙领域的最佳方式。随着知性生活在希腊化时代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哲人的聚集成为极乐净土的关键特征。在假托柏拉图对话的阿克希库斯（Axiochos，约公元前 1 世纪）的著作中，极乐净土最重要的一部分区域（与鲜花草甸和活水相邻的部分）有哲人圈子、诗人的演说、合唱团与音乐和舞蹈、令人愉悦的酒会……纯净、美好而甜蜜的生活。

　　因此，塞拉皮斯圣道的希腊雕像区域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在哈迪斯冥府的入口，在永生极乐的氛围中，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享受音乐、舞蹈，观赏来自遥远国家的珍奇（如孔雀），酒神式的康宁幸福甚至赐予了地狱看门犬刻耳柏洛斯。在公元前 3 世纪，过去的贤哲可能也被加入对无忧乐土的幻想，他们的出现使冥府更具吸引力。这种将死后生活知性化的观念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它可能正是极乐净土中狂欢的神话形象和著名贤哲人物被并置于塞拉皮雍圣道上的深层原因之一。

　　如果说托勒密时期埃及城市的纪念碑性表明希腊文化在埃及的落地生根，罗马埃及城市的纪念碑性则见证了希腊化向传统埃及文明的腹地尼罗河谷的推进。相对于托勒密君主，罗马皇帝远离埃及，因此，皇帝的到访及其引发的各方反应对埃及的臣民来说是重大事件，他们有时会以开建新的建筑工程来予以纪念。

　　中埃及的安提努波利斯（Antinoöpolis）是哈德良皇帝为纪念到访时其情人安提诺斯（Antinous）不慎落水去世（公元 130 年）所建的城市，也是中埃及第一座希腊式城市。遵照埃及将溺水去世之人奉为神的传统，哈德良不仅为纪念安提诺斯建设新城，以他的名字为新城命名，而且将他封为这座城市的神。新城采用典型的希波达姆斯式网格规划，拆除了在此之前除拉美西斯二世神庙之外的其他既有建筑，以众多新的纪念柱和安提诺斯的雕像作为城市的装饰。哈德良允许城中的希腊人与埃及人通婚，鼓励其他地方的希腊人来此定居，允许本地传统的神祇与新创立的奥西里斯—安提诺斯神同样受到崇拜。这些做法清晰反映了罗马皇帝在纪念情人之外的政治动机。

　　安提努波利斯很快成为埃及新城市建设的“标杆”，促使其他城市竞相模仿建设希腊式城市，中埃及的赫尔摩波里斯（Hermopolis）也受其影响。这座城市同样兴起于法老时代，是智慧和书写之神图特最重要的崇拜地之一。该城市区在奈克塔尼波一世时期得到了重大改造，至托勒密时代，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诺姆首府。这座城市最初的布局与其他多数自然生长的法老城镇类似，神庙及其圣道是最重要的建筑，主导着城镇景观，其他建筑物围绕神庙或在圣道两侧分布。该城市分布着从法老时代至罗马时期的建筑遗存，作为图特神圣物的两只巨大的石英石狒狒雕像，可追溯至第 18 王朝阿蒙霍太普三世时代，之后被重复利用，直至被掩埋于后期王朝神庙内殿入口处的地基。罗马统治前期，犹太人于 130 年起义后，城市面貌遭到严重破坏。随后，在城市重建时期，埃及正身陷模仿安提努波利斯建立希腊式帝国城市的热潮。因此，包括赫尔摩波里斯、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和安提努波利斯在内的中埃及城市，在建筑风格上，尤其是希腊式立柱的使用方面，颇有相似之处，赫尔摩波里斯的重建是当时整个中埃及区域地方重建计划的一部分。

　　赫尔摩波里斯城有南北两条主要街道，南北向的主街是原有图特神庙的圣道，东西向的主街以安提诺斯的名字命名，可以看出赫尔摩波里斯与安提努波利斯这两座仅隔尼罗河相望的城市的关联性。安提诺街连接了两个城门，西端的是月门，东端的是日门，这与具体实施哈德良建造安提努波利斯城计划的安东尼皮乌斯皇帝在亚历山大城建造的圣道及其联结的日门与月门的结构类似，城市建筑空间的宇宙论设计目的显而易见，体现出鲜明的纪念碑性。两条主要街道交汇处的四角建有顶部立着雕像的纪念柱，每一边辅以喷泉，路口东北侧建有节日集会大厅。后期王朝时期的图特神庙在路口以北，它的圣道右侧是图密善皇帝时期重新供奉的图特神配偶的神庙。安提诺大街的南侧建有一座断代于 3 世纪的大型基督教会堂，这里在托勒密时期是一座希腊人的神庙。此外，这座城市还建有尼禄时期的一座小神庙，蓄水塔和相应的给排水管道等城市公共设施也一应俱全，成为埃及城市展示帝国时期罗马性的典范（图 4）。

　　三、 公共浴室：一个城市化的埃及案例

　　晚期古代埃及的城市在古代作家和纸草文献中都有很多记录，但如前文所述，相应的考古材料，尤其是保存较为完整的遗址较为稀少。得益于近些年来埃及考古的新进展，这一时期埃及的城市化有了更为丰富的物质文化类型的证据。其中，除宗教建筑外，公共浴室是保存最为完整的遗迹，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个案，从而对晚期古代埃及城市化的变迁做一初步审视。根据雷登的整理，这一时期埃及公共浴室既与政治上的王朝更迭和移民有关，又体现出埃及独具特色的传统的延续性。

　　对于法老时代埃及的居民来说，沐浴是私人事项。因此，公共浴室在埃及是从希腊引进的舶来品。希腊的公共浴室可追溯至公元前 5 世纪，一般空间较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环形结构的半隔断空间，沐浴者在自己的隔断空间内使用“臀部浴盆”擦去污垢并冲洗身体；另一部分是浸泡和放松的所在。因其是公共空间，故而从一开始就天然具有社交属性，是罗马公共浴场的前身。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这种浴室蔓延至各个希腊化王国，并分化出东方、希腊大陆和埃及三种类型。其中，埃及的浴室在最近十数年内才受到关注。

　　在现已发掘的 30 余处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公共浴室中，近半数的布局几乎相同。这些浴室具有两个不同于其发祥地的特征。其一是在洗浴方面，埃及的浴室有两个环形洗浴空间，这在埃及以外的地区较为罕见。两个独立的环形浴室可以同时供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空间洗浴（图 5）。其二是在浸泡放松的方式方面，与大希腊地区经常出现的集体浴池不同，希腊化时期的埃及浴室配备了单独浸入式浴盆，每个人都可以自行浸浴，不必与他人在同一池水中赤裸相见，忍受其他人的体味，这可能是希腊沐浴文化适应埃及本土卫生观念的体现。埃及在引入希腊式公共浴室并做出本地化调整后，这种浴室并未随着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省而迅速更迭为罗马大浴场的模式。直到 1—2 世纪，埃及仍主要使用希腊式公共浴室。

　　罗马公共浴场由希腊公共浴室演化而来，有三个主要空间，对应罗马人洗浴流程中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宽衣和简单社交，发生在进入浴场后带更衣空间的接待区 ；第二阶段发生在温水浴室，是一个通往热水浴室的过渡空间 ；第三个阶段是热水浴室中擦洗和出汗，清除污垢 ；第四个阶段是在冷水空间浸浴。更为复杂的流程对空间设计、供热和供应不同温度的水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同时，为了吸引更多顾客，罗马浴场与角斗学校和体育馆等系统地联结在一起，充分发挥复合公共空间的社交属性。

　　由于改良的希腊公共浴室在埃及大获成功，埃及直至 1 世纪中叶，随着罗马军队的驻扎，才开始建立罗马式浴场，但规模有限（一般小于 150 平方米）。埃及大城镇引入罗马式浴场的时间不晚于 2 世纪，与体育馆密切相关。目前已发现近 20 处罗马浴场遗址，保存状况不佳，但纸草和陶片中的文字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存在非常活跃的公共洗浴文化。底比斯的卡尔纳克区域的浴场是唯一保存状况较好的罗马浴场遗址，它建于 2 世纪，位于尼罗河岸边，并靠近阿蒙神庙入口。该浴场是按照“帝国式”布局建造的，融合了罗马大型公共浴场的所有特征（例如环形动线和对称布局），但规模较小，是罗马世界最小的帝国式公共浴场。另外，与标准的罗马浴场不同，它没有提供任何体育设施（图 6）。

　　拜占庭时期埃及的浴室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在 5—6 世纪。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浴场，埃及的类型仍然与众不同。这一时期埃及浴场在规模上平均占地约 500 平方米，与北非一般占地在 1 000—3 000 平方米的浴场相比，埃及浴场明显较小。同时，埃及浴场仍然没有体育设施，延续了自罗马时代以来与地中海其他地区浴场的区别。埃及浴场的另一特点是其加热技术的使用。这一时期烧水的火炉位于建筑结构的中心，可以通过整个建筑物下方的地下通道进入。在火炉之上是结构复杂的锅炉，为散布在加热大厅中的所有分浴室提供热水。通过这种方式，相邻的房间也可以被加热，因为产生的热空气在地板下并通过封闭在墙壁中的烟道实现循环。与希腊化和罗马前期的火炉通常位于浴室建筑最内侧相比，火炉位于建筑物中心的布局是典型拜占庭埃及式的，这一设计允许将浴室隔成两个互不接触的独立沐浴动线区域。尽管罗马世界从 1 世纪起即有双浴室，但这种设计直至 4—5 世纪仍未在帝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埃及的浴场在这一方面脱颖而出。由于两部分沐浴空间完全是对称结构，只有在偶尔发现特定的器具或珠宝首饰时，才可能确定该动线区域是为男性还是女性顾客设计。

　　与最初引入埃及即与特定“希腊人”这一特权身份密切相关的体育馆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公共浴室是只面向少数人开放的空间。相反，埃及公共浴室的浴资低廉，一次仅需实际流通中最小面值的货币金额，人们通常隔日即去一次浴室。根据现有材料推算，托勒密时期的顾客甚至达到每年数万至数十万人。同时，这些浴场分布广泛，既包括希腊人聚居区，也在底比斯这样的埃及传统最为深厚的上埃及出现 ；既出现在大都市，也分布在偏远的乡村（如罗马时期的安提弗拉［Antiphrae］）。从纸草文献和考古遗址中浴场的设施也看不出刻意将顾客区分为贵族或平民等不同群体的意图。浴场还经常发生暴力事件，这从反面证明其未对顾客进行筛选，顾客身份来源具有多样性和混杂性。

　　但是，罗马时期的部分大浴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一转变与帝国时期政府大幅度增强对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干预有关。如前文所述，帝国时期的埃及出现自上而下甚至由皇帝本人推动的希腊式城市建设热潮，公共浴场不会独立于这一潮流之外，它的选址和建筑风格需要符合当局对于城市重新规划的统一要求，体现“罗马性”，只是在规模方面可以根据实际财政状况量入为出。以奥克西林库斯城为例，该城公共浴场在罗马时期的分布不再更多地考虑成本和获客便利度（如城镇和村庄外围且靠近主要入口处），而是位于城区的显要地段，靠近体育馆、水源，以及主干道，成为城市中的地标之一，甚至被用来命名所在的街道或街区。有些大浴场与附近的体育馆产生内在联系，以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定身份，而体育馆的会员资格早在托勒密时期即与“希腊人”的特权地位有关。在帝国时期的某些阶段，这一资格是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前提，直至 3 世纪初期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均可获得罗马公民权时止。

　　余 论

　　尽管一度受到的重视程度有限，随着希腊人和罗马征服的先后到来，晚期古代埃及日益被纳入西方古典学者书写希腊罗马史的视野，其中产生的一个经典判断即是埃及是希腊化世界的例外，在罗马时期亦是如此。由于文化生境和历史传统的不同，这一判断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实际情况。但另一方面，随着更为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出版，更为细致和完整的画面表明，晚期古代埃及业已在众多移民和新政权的影响下，与地中海其他区域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产生共振，只是在节奏方面未必完全同步。

　　具体到城市化问题，晚期古代埃及城市化现象的关键原因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带来的大规模域外移民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提出新的客观要求。多元来源的新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元素的杂糅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总趋势，这一点在城市规划和建筑方面也有所体现。以公共浴室和浴场为代表的异域新模式灵活适应本地传统，城市化与建筑中的这种文化混合通常能够找到具有创造性的本地解决方案。罗马时期埃及城市的纪念碑性获得突出发展，甚至是公共浴场也服从并表现出城市建设纪念碑性的特点。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方面，埃及存在与帝国中心文化一致性的一面。

　　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埃及，为了缓解大量新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亟须扩大耕地面积、广开财源。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不仅法雍得到开发，西部和东部沙漠以及红海和地中海沿岸等地区也建立了新城市，新的交通路线将这些城市与原有的中心区域连接起来，埃及进入一个更大的、以地中海为重点，并通过红海连接印度洋的贸易体系，为当时的国际贸易所经过的相对边缘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无论本土埃及人情愿与否，埃及的城市化是当局所实施的国土开发的一部分，城市化本身为国际贸易路线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交通和物资条件。埃及成为罗马的粮仓，既反映了罗马人对埃及的大力压榨，同时也表明埃及通过更全面的开发，大幅度提升了财富产出的能力。

　　（作者王欢，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