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在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学者痛定思痛，不约而同地强调崇实黜虚，主张经世致用，努力寻找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方案，尝试开辟新的学术路径和治学方法。他们以深刻的理论思考，犀利的现实批判，求实的学问精神，大胆地阐发个人的见解，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尽情抒发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深沉的兴亡之感，整个学术界呈现出生动活跃、繁荣兴旺的景象。在此期间，传统史学重新受到学人士子的重视，私家修史热潮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明末清初经世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顾祖禹即是明末清初极具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和历史地理学家，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也备受学人士子推崇。亦因如此，顾祖禹其人、其书引起后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尤其是《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学者或考辨其文本流传问题，或考证其文字记载讹谬，或揭示其某一方面的思想内容，尤为强调其军事地理的思想价值。本文意欲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将顾祖禹置于明清之际王朝更替、社会变化和学术转型的背景之下，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发掘探讨顾祖禹的思想主张，并据此解读分析《读史方舆纪要》的成就和特色，以期对全面了解顾祖禹的学术思想与史学成就，更好地把握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变化和转型有所助益。
一
顾祖禹，字景范，号宛溪，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江苏无锡人，学者尊称为宛溪先生。
顾祖禹先世几代均为明朝官吏。在明代“南倭北虏”，边患未已的情势下，其先人怀抱经世之志，好谈“边徼利病”。至其父亲顾柔谦，生当多事之秋的明季，幼时即遭逢亲死家破的厄运，壮年以后又身历沧桑之变，一生竭蹶窘迫，隐居未仕。坎坷的经历，养成了他淡于名利、崇尚气节的性格，也激励了他奋发读书、勤于思索、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志向。他痛心于当时学者对“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的现状，因而精研史地之学，撰有《山居赘论》等书。这些都对顾祖禹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祖禹资质聪慧，幼时即能“背诵经史如水”。稍长，博洽群籍，尤“好言地理之学”。明亡后，随父徙居常熟虞山，过着躬耕自食、贫苦困顿的生活。他为人“沉敏有大略”，时刻怀抱兴复之志，与明末遗民范贺、黄庭诸人交游，纵谈古今，议论时事，往往愤懑不能自持。顺治九年（1652）移居无锡胶山后，还经常身着明朝衣冠，往来于胶山之野，以抒发对故国的怀念之情。
顺治十六年（1659），顾祖禹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考订撰述的工作。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担任里中塾师，“岁得脩脯止六金，以半与妇，俾就养父翁家，余尽市纸笔灯油”，用于写作。他无力买书，只有想方设法借钞借读，以资参考。尽管居室“箕帚不具，风雨无所施”，平日“子号于前，妇叹于室”，仍然孜孜矻矻，手不释卷。他广搜博采，“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即使“单词只字，皆考核再三”，力求“引据不诬，义类可据”。
康熙初年，顾祖禹经过“穷年累月，矻矻不休”的努力，已完成《历代州域形势》初稿。正当他继续撰述南北两京和各省舆地，论次海防海运，考核盐漕屯牧时，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在西南发动了反清战争。顾祖禹得知后，强烈的恢复愿望，竟使他不顾一切，把妻子儿女托付给友人黄庭，只身入闽，参与耿精忠幕中，为其出谋划策，失败后才辗转归家。这次远行，大大丰富了顾祖禹的见闻，他“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获取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为他进一步考核撰述提供了有利条件。
康熙二十六年（1687），《大清一统志》开馆，总裁徐乾学素知“祖禹精地理学，固延之。三聘乃往”，先到京师，后又至洞庭包山。在志局中，顾祖禹与当时著名学者阎若璩、黄仪、胡渭诸人共同研讨，相互交流，又得饱览天下舆地图册及徐氏传是楼藏书，大大增长了学识，开阔了视野。《大清一统志》书成之后，徐乾学欲列顾祖禹之名呈上朝廷，但他坚辞不允，“至欲投死阶石，始已”，反映了他砥砺气节、耻于名利的态度。
离开志局，顾祖禹又复归里，仍继续进行考订撰述的工作，直至去世。经过前后长达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顾祖禹终于撰成一部贯穿古今、网罗一代的历史地理学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二
在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之后，顾祖禹和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致力于思考“四海陆沉，宗社丘墟”的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又使得他的学术思想主张在与同时代有识之士的共鸣之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
1.强烈的经世之志
目睹明末空疏学风造成的危害，明清之际的学人士子不约而同地倡导实学，强调经世致用。颜元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若“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李颙大力倡导“道不虚谈，学贵实效”，揭橥“明体适用”之学，认为“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主张“吾辈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达则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陆士仪认为：“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朱之瑜也明确主张：“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强调“巨儒鸿士者，经邦弘化，康济艰难者也。”黄宗羲更以东南儒宗的气魄，豪迈地宣称：“儒者之学，经纬天地。”倡导“经术所以经世”，主张学者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究心实务，建立功业，达到“学道”与“事功”二者的统一。顾炎武则明确提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明道”“救世”，读书撰文都应当有益于天下，有裨于世务，真正做到“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与众多思想家学者发出的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呼声相比，顾祖禹的经世主张，带有鲜明的重视舆地的特色。他认为：“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于舆图。”这是因为舆地之学是关系建国经邦、经济民生的重要学问，举凡“战争攻守、废兴成败、利钝得失之迹，以迄耕屯盐铁、经国阜民诸大政，有一不本之方舆者耶！”无论从历史来看，抑或就现实而言，舆地之学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以不知也”。据此，顾祖禹明确指出：“学者且毋言博稽群籍也，于方舆一书，能审厥源流，推之经史实学，思过半矣。”然而，尽管舆地之学关系如此重大，明代学者却大多“尊耳贱目，忽近骛远”，崇尚言心言性，“谈及方舆，辄谓非所亟也”，致使《大明一统志》那样重要的舆地著作，也“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这不能不说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说，顾祖禹着眼于舆地之学的经世主张，既是他发愤撰写方舆著作的根本动力，也与当时有识之士的经世呼声相辅相成，促进了明清之际学术风气的转换。
2.深沉的兴亡之感
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代明而兴的既是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又是一个依靠军事征服战争和政治高压手段建立的统治政权。这种严酷的现实，对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坚持华夏正统观念的汉族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场“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巨大灾难。因此，许多汉族士子在武装反抗失败，复明无望之后，仍拒不与清统治者合作，他们或遁迹山林，或隐居著述，把满腔悲愤，寄托在语言文字之中，顾祖禹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南宋时期，其家族先人顾原九即于理宗端平元年（1234） “由临安避地梁谿，耕读于宛谿之上，子孙奉遗命，历元世皆隐居不仕”。其父顾柔谦身历明清易代，同样隐遁山中，躬耕自食。顾祖禹绍继家风，亦以明代遗民自任，时刻怀抱兴复之志，为参与抗清斗争，甚至不惜身家性命。尽管恢复无望，生活又穷困竭蹶，他仍然坚持不食清廷俸禄，不受清廷恩惠，始终保持了高尚的节操。并且，顾祖禹还把他的思想、情感、志向乃至愤懑、无奈，托之于文字著述。姑且不论其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即便是在他残存的诗文著述中，这种强烈的兴复之志、故国之思和兴亡之感，也随处可见。如他为当时学人孙治《孙宇台集》作序，称其“先识远略，蚤知覆压之不免，思欲以身拯其弊，谓俗学嚣浮，不足措诸实用，其于兵刑、财赋、农桑、水利诸书，罔不穷源悉委，思一见诸行事。乃沧桑屡变，陵谷俱倾，故旧知交，死亡契阔，而先生抵掌挥毫之风，概尽摧残于悲禾泣黍中，不复有当年逸事矣”。又谓其“博学多闻，自经史以迄诸子百家、昭代典故，无不谙练，上下古今，论列人材，指陈得失，皆精当不可易。其为文不名一家，而尤喜龙门，意所欲言，则奋笔出之，晚年益进于高洁。其于诗出入骚、雅，揖让三唐，非近今凡响也。然而先生故不乐以诗文自表见矣。其于世道民生、人情风俗之故，每有感触，则终夜踌躇，当食长叹曰：不意当吾之世，乃凌迟以至于此！”其间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感，与其说写的是他人，毋宁说是顾祖禹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诚如黄宗羲所言：“嗟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自有宇宙，只此忠义之心，维持不坠。”可以说，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包括顾祖禹在内的诸多学人士子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所高扬的民族意识，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成为当时实学思潮和经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3.自觉的传承意识
鉴于明末以来学术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学人士子普遍重视读书，倡导实学。黄宗羲批评“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认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提倡“博学于文”，强调“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主张“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顾祖禹则秉承家学，发愤接续其家族“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的传统。他梳理顾氏家族的历史渊源，特别提到三国时期的吴国重臣顾雍，称其“以功名显，累传以降，皆有功德文章，载在史册”；南朝时期的顾野王，则“以著述显于梁、陈之际，所著书数百卷，而《舆地志》尤见重于世，至今学者犹宗师而俎豆之”。至明成化年间，顾允敬始官于朝；嘉靖中，顾大栋“好谈边徼利病，跃马游塞上”，“撰次《九边图说》，梓行于世”；万历时，顾文耀“奉使九边，还对，条奏甚悉，天子称善”。其父自幼即好读书，“补邑弟子员，深慨科举之学不足裨益当世，慨然欲举一朝之典故，讨论成书”。然天不遂人愿，遭逢明清易代，躬耕田野，赍志而没。临终前留下遗命：“吾家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耳。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哉！先光禄在世庙时，傍徨京邑，岌岌乎有肩背之虑，图论九边，以风示谋国者。先奉训当神庙中，四方无虞，以边备渐弛，伏戎可虑，先事而忧，卒中忌讳，仕不获振。先文学请缨有志，揽辔无年。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沉，九州腾沸，仅获保首领，具衣冠，以从祖父于地下耳。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可以说，家族的传统，先世的功业，尤其是父亲的耳提面命，对顾祖禹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以保存图籍、传承文献、撰述著作为己任，“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续成昭代之书，垂之后世，俾览者有所考镜”。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文献传承信念支撑之下，顾祖禹不惜穷毕生精力，撰成《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成就了名山事业。
4.卓越的史地观念
明末清初，随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史学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当时有“一代文宗”之称的钱谦益，曾高度评价史学的价值：“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谞之伏藏，人才之薮泽，文章之苑圃。”认为读史能使人“耳目登皇，心胸开拓，顽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需者使决，憍者使沈”。黄宗羲也极为重视史学，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王夫之明确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顾炎武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认为“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学者若能于历史上的“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
顾祖禹既受到当时学界风气变化的影响，又深受家学的熏陶，重视史学，尤重舆地。他批评宋元以来学人士子轻视史学、不讲舆地的弊端，谓“近时史学益荒，方舆一家尤非所属意”，强调“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又明确指出；“读史有四难：方舆之迷缪，一也；年号之错杂，二也；谱系之淆乱，三也；职官之纷更，四也。”乾嘉时期史学大家钱大昕曾说，“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可谓与顾祖禹所见略同。顾祖禹还十分重视舆图，他说：“风后受图，九州始布，此舆图之始也；《山海》有经，为篇十三，此地志之始也。《周礼》大司徒而下，职方、司书、司险之官，俱以地图周知险阻，辨正名物。战国时苏秦、甘茂之徒，皆据图而言天下险易。萧何入关，先收图籍，邓禹、马援，亦以此事光武，成功名。儒者自郑玄、孔安国而下，皆得见图籍，验周、汉山川。盖图以察其象，书以昭其数，左图右书，真学者事也。”这些见解，都反映了顾祖禹的卓识。尤为难得的是，顾祖禹对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知，强调二者密不可分，认为“史其方舆之向导”，“方舆其史之图籍”。他说：“古来作史者必本诸方舆。太史公书夐绝千古，而得之游历者居多。后之作者，或未能通其义，史学所以日衰也。夫作史者不可不知方舆，读史者又可不知方舆耶！近来言史之家不必致详于方舆，方舆诸书又未尝博征之史，余窃病焉。”鉴于前代学者大多“以史为史，而不能按之于舆图；以舆图为舆图，而不能稽之于史”的弊端，顾祖禹在自己的研究中，自觉地把史、地二者联系起来，“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凡形势之险阨，道里之近遥，山水之源委，称名之舛错，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撰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今人认为：“历史决定思维的深度，地理决定视野的广度，理清地理问题，才能理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根源、走向与结果，而这也是解读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由此观之，顾祖禹对史地关系的深刻揭示及其成功的学术实践，无疑反映了他思想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无论是在当时抑或今日，都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三
在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荡涤下，学界一反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史学，排斥事功的倾向，转而崇尚史学，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价值，掀起了私家修史的热潮。许多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家国之痛的学者，怀抱强烈的民族意识，着眼于经世致用的目的，致力于当代史的纂修，尝试各种体裁史著的撰写。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著述之一。
《读史方舆纪要》凡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全书以明代建置区划作为编排纲目，前九卷论次历代州域形势，中一百十四卷分述南北两京及各省舆地，末七卷详载川渎源委异同及天文分野。顾祖禹的用意在于：“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全书不仅编排谨严有序，在叙述方法上也颇为精当。论次历代州域，以朝代为经，舆地为纬，使读者开卷即对“州域之分合，形势之重轻了然于中”。叙述两京及各省形势，则以舆地为经，朝代为纬，每省卷首皆冠以总序一篇，论述各省疆域形势、地理沿革及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道，然后列举省下所辖各府县以及全省境内主要山川、桥梁、关隘。其下分述各府以及所辖各县亦仿此例，而叙述更为详密。所附《舆图要览》四卷，则首列《舆地总图》，次列南北两京及各省舆图，其后专列《九边总图》，末列黄河、海运漕运等图。各图所涉地域区划，以及道里远近、山川形势等，均有详尽的说明文字，与全书正文所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顾祖禹把他的思想主张贯穿于《读史方舆纪要》的撰写中，由此而形成了是书的鲜明特色。
1.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
以往的舆地志书，内容大多偏重于名胜古迹及词人骚客的游览赋诗。《读史方舆纪要》 则不然，它详于疆域形势、山川险要，每叙一省一府、一县一地，无不备载“疆域、名山、大川、重险，俾一方之形势，灿列在前”。特别对历史上有关“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叙述尤为详明，而对景物游览之胜则多所从略。以直隶为例。顾祖禹于首卷即直陈其疆域形势，谓其“雄峙东北，关山险阻，所以隔阂奚戎，藩屏中夏。说者曰：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进而从全国的范围来看，“秦晋为之唇齿，而斥堠无惊；江淮贡其囷输，而资储有备。鱼盐枣栗，多于瀛海碣石之间；突骑折冲，近在上谷、渔阳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规也。”但直隶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弱点，所谓“居庸当陵寝之旁，古北在肘腋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噤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二三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顾祖禹不仅对直隶形势要害了如指掌，还对此地历史上的兴亡成败之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在备述先秦至明历代战守攻取事宜之后，对明末的直隶及全国局势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当时已是“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恐救未至，而国先亡也。撤关门之戍，以为内援之师，又恐军未离，而险先失也。甚且藉虎以驱狼，不知虎之且纵其搏噬；以乌喙攻毒，而不知乌喙之即足以杀身也。不亦悲哉”！字里行间，既反映了顾祖禹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流露出他对亡明的深切痛惜之情。
对明代的边防情势，顾祖禹尤为关注，他说：“明初边备，自辽东而大宁，而开平，而宣府，而东胜，而大同，而宁夏，而甘肃，东西延亘，指臂相依，称全盛焉。”明中叶以后，“大宁既失，开平、兴和又弃，东胜复捐，于是残缺之形日以滋长。也先、火筛而后，戎狄益起骄心，吉囊尤称雄桀，跳梁之祸，无日而间，边境诸方，骚然不宁矣。逮乎末季，法令日玩，敝坏日生，匮乏日甚，补救犹曰不遑，孰敢撄其锋而与之抗哉？”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对明代九边地区，尤其是辽东重镇所在各地的山川形势、道里远近、风俗民情、建置沿革等作了翔实的记述。如原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属自在州清河堡一地，顾祖禹记载说：“司东南三百里。南临太子河堡，西有白塔佃，可按伏。又西有威宁营，可屯兵。其东接鸦鹘关往来。志云：清河堡东境有松山，军士采木处也。《舆程记》：出清河路三十里即鸦鹘关，又三十里至响花岭，五里为撒石寨，十里无狼寨，十里旧鸦鹘关，十里一哈河，十五里乌鸡关，二十里林子岭，二十里错罗必寨，又三十里即建州老寨矣。其旧鸦鹘路坦无林，四马可进；乌鸡关头道扣栅有悬崖相抱，二道砌石横木，止容一人俯行，骑不能过；林子岭树虽稠密，亦四马可行也。”此段文字自“志云”以下一段有关建州老寨的记载，因涉及满族先世发祥之地，在顾祖禹身后是书的流传过程中，抄写者恐涉忌讳，将其全部删除。直至今日，学者点校整理《读史方舆纪要》，将后世流传抄本及通行刻本与顾祖禹原稿本相核对，才发现其中被删除的文字竟达四十条之多。
由此可见，在清初统治尚未完全巩固，全国抗清斗争尚未完全平息的情势下，顾祖禹偏重军事地理，详载明代九边情势，其经世致用的旨意是颇为深长的。无怪当时同抱遗民之感的魏禧等学者，评论此书“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有在于语言文字之外，非方舆可得纪者”。后世学者甚至直接将其视之为军事著述或军事地理之作，如张之洞即将《读史方舆纪要》归入兵家类，谓“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说：“景范这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以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这些看法，确实反映了《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
2.深切的人文关怀
军事地理而外，顾祖禹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地理也十分重视。他认为方舆志书的内容，应当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项在内，“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因此，他在叙述各省区疆域形势的同时，往往能简明扼要地点出当地的经济优势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如论江南形势及经济物产状况：“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南直而已……江淮之间，五方之所聚也，百货之所集也，田畴沃衍之利，山川薮泽之富，远近不能及也。”对其故里无锡所在的常州府，顾祖禹也准确地揭示出其地利物产及形胜特色：“府北控长江，东连海道，川泽沃衍，物产阜繁，周处所云三江之雄润，五湖之腴表也。且地居数郡之中，翼带金陵，为转输重地，脱有不虞，则京口之肘腋疏，而吴郡之咽喉绝。若其北守靖江，则内可以固沿海之锁钥，外足以摧淮南之藩蔽；南扼宜兴，则近足以消滨湖之窥伺，远可以清浙右之烽烟。昔者南唐守此，以御吴越，明初得此，以制姑苏郡，岂非东南之襟要欤？”
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江河湖海的源流、变迁及利弊形势，顾祖禹除在各省区分别叙述外，还专辟“川渎”一编，对黄河、长江、淮水、汉水、盘江等重要江河，穷原竟委地加以叙述。而且，不仅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叙其发源、流变，还着重从经济地理的角度，述其灾害和治理。如黄河，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它哺育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也给沿岸人民带来过巨大的灾难。顾祖禹用两卷的篇幅，详考其发源、河水流向及河道变迁，历述其在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灾害，指出“河之患，萌于周季，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自宋以来，淮、济南北数千里间，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至于晚近，且谓御河如御敌，庙堂无百年之算，闾阎有旦夕之忧”，“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矣”。出于对河患灾害的巨大忧虑和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顾祖禹辑录了汉代以来诸多有识之士，如汉贾让，北魏郑偕，宋欧阳修、苏辙、任伯雨，元欧阳玄，明徐有贞、潘季驯等人提出的治河主张，尤其赞同潘季驯提出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这一有效的“以水治水之良法”。而对统治者上层或言“别穿漕渠，无藉于河”，或谓“弃地以畀河，使遂其游荡”等但求漕运通畅，不顾民众安危的观点，则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提出治河之根本在于“人事修举”，或疏或浚，或堤或塞，“要以与时变通，因端顺应，本之以己溺己饥之心，揆之于行所无事之智，河未必终于不可治也夫！”这些叙述和议论，都鲜明地体现了顾祖禹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和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
3.可贵的辩证思想
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顾祖禹偏重军事地理，详载各地山川形势，纵论攻守战取之道，因而他十分看重“地利”的作用，认为“地利之于兵，如养生者必藉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也”。但顾祖禹并非地理决定论者，他虽然重视地理形势，但并不认为地理条件是绝对的，关键还在于人去掌握利用。由此出发，他在对地理形势和古今战守攻取事宜的叙述中，强调人的因素，表现出了可贵的辩证思想。他说：“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因而“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在考论历代州域形势时，顾祖禹也明确指出：“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势之变动无方。譬之奕焉，州域其画方之道也，形势其布子之法也。譬之治田者焉，州域其疆理之迹也，形势其垦辟之宜也。布子同而胜负不同，则存乎奕者之心手而已矣。垦辟同而获否不同，则存乎田者之材力而已矣。”魏禧在读到《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后，特别指出“其论之最伟且笃者”有二：“一以为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故边与腹无定所，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此为散地而彼为要害者；一以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诸如此类，这些深得时人推崇的精辟见解，实际上正是顾祖禹难能可贵的辩证思想的反映。
明末清初，在王朝更替的社会大变动情势下和学术转换的思想潮流中，顾祖禹以其卓有识见的经世思想和史学主张，为实学思潮的发展和经世史学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其倾尽毕生心血的《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得到了当时及后世学者的高度赞扬。时人将其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注》相提并论，誉之为“三大奇书”。孙治“尝读其书，谓如长河亘天，珠囊照地，古今兴亡，天下形势，瞭如指掌，人间所未有也”。魏禧慨叹说：“有是哉！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吴兴祚认为：“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江藩也推崇说：“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称三大奇书，此其一也。其二则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然合钞本人所易为，李书尤嫌疏漏，岂能与顾氏、梅氏之书鼎足哉！”这些评价，对顾祖禹而言，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